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广东政法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通过议案、建议、意见等形式，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针对公众关注的明星涉毒、青少年涉网纠纷、辅警制度等法治问题积极发声。
　　★朱列玉
　　利用法律法规整治明星涉毒现象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准备了多份议案和建议，其中就包括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明星吸毒现象。他建议将“一次吸毒，终身禁演”写进法律法规中，整治明星涉毒乱象。
　　2020年6月24日，中国禁毒网发布的《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指出，截至2019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214.8万名。报告中特别提及，演艺人员是滥用大麻的主要人员。为此，朱列玉在向负责禁毒工作的公安民警了解调查后，提出《关于“一次吸毒，终身禁演”的建议》（下称《建议》）。朱列玉认为，公众人物在享受百万流量带来的社会资源同时，应当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向社会弘扬积极的价值观念。
　　“明星吸毒行为在突破自身道德底线的同时，也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巨大的负面示范效应。”朱列玉在《建议》中写道，娱乐圈涉毒乱象的背后，显现的是行业规范、社会舆论对“明星禁毒”的限制不足以及法律法规的缺位。
　　朱列玉表示，“一次吸毒，终身禁演”的规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震慑力，既可以让有吸毒念头的明星三思而后行，也可以让有吸毒劣迹的明星从此退出公众视野，尽可能地减轻其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不良影响。
　　朱列玉介绍，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心理发展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对毒品危害性认知极其有限，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吸毒行为对青少年会形成不好的导向。
　　此外，毒品的高复吸率也是朱列玉提出《建议》的原因之一。朱列玉透露，在过往报道中，演艺圈涉毒明星大多吸食以冰毒为代表的合成类毒品，该类毒品戒断难度大、复吸率高。
　　对于限制涉毒艺人复出、禁止播放其影视作品是否违反法律层面人人平等的原则问题，朱列玉认为这并不是对涉毒艺人的歧视，也并非侵犯其就业、社会保障等权利。“有的人质疑说，为什么其他行业吸毒没有这种后果。”朱列玉解释，限制涉毒艺人的影视作品播放是一种特殊职业的属性问题，就像有传染病的人就不能当厨师，有性侵、性骚扰史的人不能当老师。“从业禁止是有法律基础的，终身禁演限制的是涉毒人员参与具有广泛传播意义的行为，是对其职业或工作内容的限制。”
　　部分地方性禁毒法规给涉毒人员文化市场的禁入制度提供了一些参考。2016年4月1日，《上海市禁毒条例》正式试行，规定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3年或者尚未戒断毒瘾的人员，其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均不予播出。2018年，《山东禁毒条例》出台了类似规则。
　　朱列玉表示，尽管地方性法规及行业规范对明星涉毒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惩戒，但目前的处理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明星吸毒事件的发生，部分涉毒艺人仍然能够钻制度漏洞。
　　因此，应该准确界定“禁演”的范围，明确利益相关人员及公司的连带责任。
　　★孙建国
　　建议明确警务辅助人员部分执法权
　　“今年是我履职的第四年，每年参会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受。”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连日来，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民警孙建国忙着为履职作准备。
　　2020年全国两会，孙建国提出关于规范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孙建国表示，除了相关部门从源头治理外，也应该看到市民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如何更好地引起广大市民对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的重视？孙建国想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办法：“带货”直播。而他所带的“货”，并非实物，而是让市民受用一生的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孙建国通过对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进行现场教育，邀请市民参加趣味小实验，为市民普及正确佩戴头盔、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的重要性。看到市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孙建国随即送上全新的安全头盔，并现场为他们戴上。孙建国坦言，这次直播活动的效果出乎意料，以后要认真研究，用更具创意、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群众中，才能追赶上时代的步伐、履职的进度。
　　今年，孙建国准备提交《关于在法律层面对警务辅助人员职权进行明确的建议》，希望通过自己的建议为警务辅助人员提供更多保障支撑。
　　近年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执法环境日趋复杂。一方面，公安民警承担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大，超负荷工作已成常态；另一方面，受警察编制限制，公安队伍数量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扩充。警务辅助人员作为公安队伍的重要补充，在执法实践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为社会安全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上位法的规定，辅警参与调查、检查、询问、讯问等行为不被法律所认可，政府规章层面不能对警务辅助人员的职责进行扩大。孙建国说：“在法律层面对警务辅助人员执法行为进行授权，既是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的需求，也是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针对上述问题，孙建国多次到相关政府部门走访，在上级支持下开展调研，与单位警务辅助人员进行谈心，深入了解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现状和难题。
　　区别于往年两会上关于警务辅助人员队伍管理保障、薪酬待遇等方面的建议，孙建国今年重点针对警务辅助人员的职权问题提出建议。“建议国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司法机关做法，在公安机关设置书记员岗位，实行聘任制或聘用制，明确其可以参与除涉及国家秘密以外的公安机关所有警务活动，即作为‘执法人员’或者‘侦查人员’使用，以此避免单人执法带来的弊端，缓解公安机关长期存在的警力不足问题。”
　　★陈海仪
　　源头上预防青少年涉网纠纷
　　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所提的建议基本都是围绕未成年人保护与预防犯罪展开的：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期间，她先后提出“建立青少年大数据平台”“构建预防与惩治未成年人被性侵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制度”“建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一体化处理机制”等4个建议。2020年，又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困境儿童救助机制”“加强青少年社会服务机构扶持及分级分类发展力度”“设立少年司法矫正教育制度”等建议。
　　让陈海仪欣慰的是，这些建议都不同程度地被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吸收和采纳。陈海仪认为，两部法律将在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对我国涉及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和变化，进一步夯实关爱未成年人的社会基础，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好法治保障。
　　陈海仪透露，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她准备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提出两方面建议：一是针对因父母或监护人之间发生纠纷而发生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等阻拦对方抚养、探视未成年子女等纠纷，建议建立相关预防机制；二是针对沉迷网络游戏、网络言论失范、网络消费借贷等青少年涉网纠纷，建议构建网络问题专业帮扶和联动机制，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同时建立行业自治体系等机制，防沉迷、防借贷消费过度营销等不当行为，从源头上预防青少年涉网纠纷的发生。
　　通过对近几年所收集的群众来信以及在审理婚姻家事案件中遇到的案件进行梳理分析，陈海仪认为，在家庭教育法（草案）中应增加相关立法条文，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通过相关措施加大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的执行力度，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南方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