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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勇检察长指出，过去20年间，我国刑事犯罪态势发生深刻变化。从刑事犯罪结构看，严重犯罪数量及占比持续下降，轻微犯罪数量及占比不断上升。面对新的犯罪形势，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促进犯罪治理？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曹红虹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核心内涵，在检察履职中贯彻落实？

　　曹红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依法惩治犯罪、开展犯罪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要全面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要求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比如，对严重刑事犯罪，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坚持从严惩治不放松，但是对于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司法机关也要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从宽。又如，对罪行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一些犯罪，总体坚持从“宽”的政策取向，但情节恶劣、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具有法定从严情节的，也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绝不能放纵。

　　同时，要在依法履行职能中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持续强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基本职能履行，从源头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好案件质量关。2025年刑事检察无罪判决、撤回起诉2300人，同比下降13.6%，为近五年最低。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即使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

　　记者：应勇检察长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醉驾治理是生动范本，在您看来，醉驾治理的核心经验是什么？

　　曹红虹：在中央政法委统筹领导下，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于2023年底印发“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意见》出台两年多来，醉酒驾驶刑事案件案发量、起诉数持续大幅下降，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下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醉驾治理成效明显，为其他领域犯罪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要始终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司法机关要坚持依法惩治醉驾犯罪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同时对醉驾情节轻微的初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刑罚适用，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对立面，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二是始终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见》以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作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基本依据，综合考量具体情节，科学确定情节显著轻微、情节轻微以及应当提起公诉、判处实刑、缓刑的标准，形成标准统一、规则严密、宽严适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酒驾醉驾治理体系。

　　记者：检察机关应如何对标应勇检察长的“五个坚持”基本要求，进一步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治理？

　　曹红虹：下一步，检察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标应勇检察长强调的“坚持严格依法、坚持惩防并举、坚持区别对待、坚持审时度势、坚持注重效果”五方面基本要求，依法规范各项检察职能履行，既做到自身全面准确贯彻，又监督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全面准确贯彻，推动充分发挥政策效能。一是要依法准确规范适用逮捕强制措施。要严格把握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健全并细化社会危险性评估体系，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全程化、实质化、规范化。二是规范起诉、不起诉准确适用。依法严格把握起诉条件，对重罪案件或者常见多发轻微刑事案件中情节较重的，该诉则诉。规范不起诉适用，准确把握三类不起诉的法定适用条件，注意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同时加强不起诉案件办理内部审核与外部监督，完善案件评查制度，深化检察公开听证，为不起诉案件加一把“锁”。健全完善不起诉后行政处罚衔接机制，防止“不刑不罚”“应罚未罚”问题发生，避免行刑责任倒挂、失之于宽。三是要强化刑事诉讼监督。加强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促进从刑事诉讼源头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刑事审判监督，从定罪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两个维度判断案件处理是否符合宽严相济。对定罪明显不当、量刑严重失衡等问题，依法提出抗诉，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