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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这座超大型城市，矛盾纠纷化解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福田区福田街道既是总部经济高地，也是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交错并存的街区。辖区商事主体多，人口密集，矛盾纠纷多，基层治理压力大。为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福田街道聚焦群众诉求，探索将分散的“千条线”有效织成一张完整的治理网络，打通条块割裂的堵点，化解社会运行的痛点，通过“小调解”撬动基层“大治理”。

　　“四级包调”解千结

　　“多亏了老邵的调解团队，不然我的血汗钱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要回来。”2024年10月下旬，福田街道一家大型酒店突然发生人事变动，大量员工被要求限期离岗，引发劳资纠纷。被裁员工一度挤满酒店大堂，酒店运营陷入停摆。经初步统计，此次事件涉及欠薪和赔偿金额超千万元。

　　事发后，福田街道专职调解员邵忠胜一边在现场安抚员工情绪，一边向街道调解委员会汇报情况，寻求法律支持。“调解不是‘和稀泥’，既要讲情，更要讲理、讲法。”这是老邵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金牌调解员”，老邵对辖区社情民意了如指掌，其牵头组建的“老邵调解工作室”专门负责调处疑难复杂和重大矛盾纠纷，是街道调解工作的一面旗帜。

　　考虑到涉及人数众多、分歧较大，福田街道平安法治办（司法所）第一时间向区委政法委汇报情况，并牵头联合人力、公安等多部门组建专班，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经多轮交涉、多方协商，酒店最终同意“1+N”赔偿方案，并在4天内实现员工工资和补偿金全部核算完毕、发放到位。

　　这起劳资纠纷的高效化解，正是福田街道创新矛盾纠纷处置体系的生动写照。在此次事件中，街道调解委员会牵头，联动社区调解平台与专业调解工作室，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治理网络；区级调解资源也灵活下沉，为一线调解提供法律咨询和政策指导，避免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

　　据悉，福田街道于2024年创新推出了“1+1+N”四级包调模式。针对传统调解机制层级不清、分工不明的痛点，该模式将纠纷按复杂程度划分为简单、普通、重大、特别重大四个层级：简单纠纷由社区调解小组在网格内化解，普通纠纷由社区调委会主导化解，重大纠纷由街道调委会牵头化解，包联处级领导进行包案处理，确保“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2024年，福田街道共调解矛盾纠纷1137宗，成功调解1016件，调解成功率高达89.36%，涉及金额约6847万元，有效发挥了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探索商事纠纷化解新路径

　　近年来，各类商事纠纷大量涌入司法系统，传统诉讼路径难以承载大量案件。福田街道作为深圳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共有持牌金融企业125家，占全区45.96%。金融领域商事纠纷多发，既对金融机构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损害，也一定程度影响市场环境，迫切需要新的解决路径。

　　面对复杂庞杂的纠纷形态，福田区以“社会力量+司法赋能”为重要抓手，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分散治理”转向“集约高效”。2025年3月，福田区商事金融纠纷一体化调处中心（以下简称“调处中心”）正式揭牌进驻福田街道。这是由福田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联合推动建立的新型调解平台，目前已有27家商事调解组织申请进驻调处中心，其中18家调解组织已实际开展调解工作。同时也有17家金融机构将金融案件导入调处中心，为商事纠纷的集中化解提供支持。不同于传统调解的单兵突进，调处中心通过结构化平台实现多方参与、专业协同。借助技术手段，调处中心实现了案件自动分流、当事人身份确认和调解协议线上签署，全程可留痕、闭环可控，为调解结果赋予司法效力。

福田区商事金融纠纷一体化调处中心揭牌。

　　辖区某金融机构法律部门负责人介绍说：“通过系统留痕、协议加密和区块链存证，不仅让调解结果更具权威性，也降低了金融机构履约的法律风险。”2024年底，该金融机构集中提交一批信用卡纠纷，原计划分批提起诉讼。在调处中心的协助下，通过线上“分案+调解+签约”流程，已完成近千件调解，显著节约了诉讼成本。

　　这一机制已经初步成型，调处中心运行以来，已成功调解7138件商事纠纷，化解纠纷金额达3.7亿元，成为城市治理的“减压阀”。这一成绩背后是福田区对调解体系的系统性构建，一方面，通过组织准入和动态考核机制，对调解机构实施质量监管；另一方面，通过数据驱动的风险筛查，将资源精准投向可调解且愿意调解的案件群体，避免机械式调解造成资源浪费。

　　福田经验提供了一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了从“单一化解”向“系统化治理”的转型。“每个当事人都不应成为案海中的编号。”这一调解机制的改革，不仅为法院减负、为机构减压，更为每一位市民提供了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自身权益的新路径。

　　探索多元共治新样本

　　在福田街道，有一个名为桐林公寓的老旧小区。小区占地不足3000平方米，有两栋29层的高层建筑，居住着2000多名居民，人均公共空间仅0.3平方米。小区电动车保有量超规划容量320%，因违规入户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导致的矛盾纠纷频发，严重影响居民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面对这一治理难题，福田街道推动该小区以党建为引领，将治理模式从“谁来管理”转向“谁来共同参与”。小区构建了“1+3+N”组织架构，以党建为主轴，议事协商、矛盾化解、空间改造等多种机制协同发力。

　　在议事协商会上，居民代表、物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决策。最终，大家决定引入“一车一牌”电子识别系统，通过车牌登记、通道识别和违规预警三道防线，从源头上消除了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桐林公寓同步建立了“业委会—楼长—层长”三级自治体系，将治理重心下沉到每一层楼、每一户居民。通过“党员积分银行”“扫楼五步法”等举措，将治理制度融入日常生活，使居民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责任意识。

　　在高密度城市社区中，每一寸公共空间都弥足珍贵。桐林公寓对地下空间、楼层夹层等闲置资源进行“绣花式”改造，新增200余平方米公共服务空间，打造了邻里书屋、亲子课堂、24小时公益小卖部、共享工具箱等多功能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不是自上而下设计的产物，而是由居民提出需求、共同参与建设并进行日常运营。

　　桐林公寓治理的另一难点在于65%的住户为外来租赁人员，人口流动性大、社区认同感弱，这是许多城市社区的共性问题。街道顺势而为，建立了“桐林租户之家”微信群，邀请租户代表参与议事协商、志愿服务和社区共建。目前，小区志愿者中已有40%为租户，越来越多的“红马甲”开始参与楼道巡查和邻里互助，他们从“短暂停留者”逐渐转变为“共担责任者”。如此一套情、理、法融合的共治逻辑，正在流动性强、密度高的城市社区中逐步扎根。

　　从人民调解到商事调解，从金融系统化治理到社区多元共治，福田街道在错综复杂的城市治理议题中构建了条理清晰的治理网络。福田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兼具灵活的应对之策与长远的制度谋划，使治理不再依赖个体能力，而是依托结构体系、依靠群众力量，通过“小调解”撬动基层“大治理”，从“小切口”解决“大民生”。这正是福田街道在方寸土地上交出的时代答卷，是基层治理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从个案化解走向系统化治理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