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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妻子离婚时少分财产，丈夫竟联合妹妹虚构债务600多万元，骗得法院作出不公正判决！不仅老百姓会被忽悠，身经百战、精通法律的法官们也会被忽悠。忽悠的方式是虚假诉讼——犯罪分子以虚构的事实或伪造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

　　据统计，2013年至今年6月，广州市检察机关审查后确认存在虚假诉讼情形的案件共42件，向法院提出抗诉31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1件，移送犯罪线索11条。法院受理后审结32件，改判29件，改判率90.6%，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达4亿元。

　　与妻子离婚争家产串通妹妹做假债618万

　　笔者从广州市检察院了解到，2013年至今年6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虚假诉讼申请监督案件65件，涉案金额5.21亿多元，经广州市检察机关审查后确认存在虚假诉讼情形的案件共42件。“大部分虚假诉讼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多发生于离婚诉讼、借贷纠纷、保险理赔等案件中。”广州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检察官潘建明说。

　　2000年，黄某鸿涉嫌犯罪被广东省公安厅刑事逮捕，并于2003年被判刑15年。他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妻子杨某媚的爱——2000年、2007年、2008年，杨某媚先后三次提出离婚诉讼。

　　在二人离婚诉讼期间，2007年，黄某鸿的亲妹妹黄某金以民间借贷逾期未归还为由，将哥哥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其归还一笔618万元借款。同年，广州市增城区法院审理认为，借款有《借据》和《还款计划》为据，双方又无异议，遂判决黄某鸿应给付黄某金618万元。

　　2008年，法院准许黄某鸿、杨某媚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黄某金突然出现，持生效判决书申请参与对共同财产的分配。杨某媚感到十分意外，离婚前从未听说丈夫向妹妹借款，而且是600多万元，心有不服。

　　2011年，杨某媚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2013年7月，杨某媚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

　　“有两个疑点。首先，黄某鸿的妹妹只是在保健院做临时工，月薪2000多元，不具备借出数百万元的经济能力；其次，我们通过查账发现，借贷的618万元实质都是出自黄某鸿自己的账户。”广州市检察院民行处检察官林茹说。

　　2014年9月，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很快，广州中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裁定“提审本案、中止原判决执行”。

　　去年底，黄某鸿兄妹间的借贷诉讼案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黄某鸿还款金额由618万元变为0元。这意味着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杨某媚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潘建明检察官介绍，离婚之前的投资、借贷，离婚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债务、投资都有可能是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在诉讼期间突然出现的债务，且借贷人之间有亲戚关系，这类就很可疑。或者明明企业经营状况很好、资金很充裕，但以合作或投资的方式借贷资金给企业周转，也不符合常理。”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还发现，欺诈手段也有共性。比如，原告往往会提供伪造的证据；诉讼进展异常顺利，不存在实质性的诉辩对抗；调解异常容易。

　　伪造购房合同非法获取47套房产被识破

　　针对虚假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案件线索难发现的特性，广州民行检察部门不断增强监督意识，注意从日常案件办理、群众来访和控告、平时调研走访中摸排监督线索。

　　白云区检察院民行科检察官洪新德就通过“闲聊”发现了一个线索。“一家公司不服法院的调解，还信访，说被骗了。”

　　这里的“公司”是指广州某投资有限公司。2009年，该公司与某公司签订《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某公司以1000万元价格，出让其在天景新村项目上的债权给广州某投资公司。

　　天景新村项目位于白云区京溪路，商住楼早于1995年就对外预售，后来成为烂尾楼。2011年，常某萍、郑某分别起诉至法院，称两人于1995年分别购买了5套、42套房屋，并出示了合同，要求某公司、某投资公司为其办理房地产证。

　　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某公司、某投资公司协助常某萍、郑某办理房地产权证。2011年12月，涉案42套房产过户至郑某名下。2012年3月，涉案5套房产过户至常某萍名下。

　　洪新德检察官很快发现了疑点。“房屋购买合同是1995年签订的，留的手机号码却是11位，这就露馅了，1995年我国手机号码还是10位。”

　　2014年3月，某投资公司正式向白云区检察院控告举报，认为常某萍、郑某涉嫌进行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对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合同上的“常某萍”“郑某”签名笔迹是在2011年上半年期间书写形成。

　　常某萍承认合同是倒签的，郑某承认其是按照孙某炜的要求倒签合同。检察机关询问了孙某炜，其称某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借了他父亲的钱，曾提议以房抵债。2011年，知道天景新村房屋可以办理房产证，孙某炜就以妻子常某萍、朋友郑某的名字与某公司补签1995年的合同，并通过诉讼的方式将房屋过户到妻子、朋友名下由其实际控制。

　　据此，检察机关认为该案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常某萍、郑某与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他们向法院提交虚假证据的行为有损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广州市检察院民行处检察官张宇筠表示，我国已于2011年1月实施房屋限购政策，广州也出台了具体实施文件，常某萍、郑某与孙某炜的行为涉嫌规避国家房地产调控规定，影响了政策的落实。

　　去年，广州市检察院依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今年初，广州中院经再审，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裁定撤销原审调解书，发回重审。

　　据介绍，该案涉及的47套房产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市值保守估计至少是4000万元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