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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0日，白云区人民法院将迎来建院六十周年纪念日。近日，笔者从白云法院了解到，白云法院在司法审判管理、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等制度上屡有创新之举，首创量刑规范化、执行精细化、诉前联调等制度，为白云区依法治区提供重要的司法保障。 

　　据了解，白云区人民法院成立于1955年12月，建院时法院仅有7人。次年，白云区行政建制被撤销，成立广州市郊区，随后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宣布成立，设院于黄华路26号。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间，因为种种原因，郊区法院还曾迁址先烈东路99号（即沙河顶现在的广州市委党校内）、仓边路28号、先烈东路298号等地办公。“文革”期间，法院工作一度黯淡蹉跎。1987年3月，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正式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白云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邓淦华告诉记者，白云法院从建院之初收案不到500件，到2015年结案超2万件，白云法院见证了广州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也为白云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治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

　　翻看白云法院大事记，笔者发现白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改革中未曾落后一步，量刑规范化、执行精细化、诉前联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等创新做法层出不穷。

　　量刑规范化是白云法院敢于探索的表现。2009年，白云法院作为全国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单位之一，将量刑标准公布于众，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使个案量刑更加均衡，进一步提高案件质效。

　　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白云法院出现了当事人上诉少、上访少、案件发改率少、抗诉少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撤多、法官办案数量多的“四少两多”的可喜现象。白云法院为全国量刑规范化作出了有益探索，曾参与了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和操作细则的制定，被最高院指定为该项工作全省唯一示范点。

　　笔者了解到，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执行质效，白云法院根据执行案件程序节点，率先在全市基层法院推进“分段集约”执行机制，建立短信互动平台系统，推行执行精细化管理。同时，创新性地编写了《执行规范关键节点速查一本通》，涵盖了从立案管辖到拍卖变卖，从突发事件应对到执行申诉信访处理，从口岸边控到移送追刑等47个类别，共441个节点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等四个层面的相关规定，并以多层次文档链接的形式导入执行局接待大厅的触摸屏内。该院被广东省高院确定为全省法院执行精细化管理示范单位。

　　诉前联调是白云法院将审判力量前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一个缩影。笔者了解到，白云法院在全市首创诉前联调新模式，通过法院派驻社区法官、人民法庭派驻人员、设立巡回法庭等方式，与镇、街、社区、村等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对接，搭建一庭一所三中心诉前联调工作室，建立三级响应联动机制，打造快速导入和处理通道，就地化解矛盾，为白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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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往昔：法官开摩托进村办案颠坏腰椎

　　翻开白云法院老照片，一张拍摄于1984年的集体合照引起笔者的注意。照片上16名法官面带微笑，身穿藏蓝色平纹面料制服，头戴藏蓝色大沿儿帽，制服佩带肩章，与军装样式相似。合照的背景是中山大学夜大学法学专业首届毕业典礼。

　　这张老照片之所以意义特殊，是因为“文革”过后，广州出现了各行各业支援法院的热潮，许多非法学专业出身的白云法院法官通过读夜校取得法律专业文凭。白云法院开始腾飞。

　　近日，笔者走进白云法院，倾听了三名老法官回忆办案故事，从他们苦乐参半的往事中捕捉白云法院60年的风雨历程。

　　办案翻山越岭办理土地纠纷案

　　1984年，现任白云法院钟落潭人民法庭庭长的许洁霞，以工人身份进入白云法院。她先担任一年法院财务出纳，1985年也前往中山大学夜大学攻读法律专业，6年后取得大学本科文凭，从此与民事审判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事民事审判近30年的许洁霞，对办理建国后广州首宗土地纠纷历历在目。

　　案件起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黄埔区建设一处电厂需要征地，地址位于黄埔和白云交界处。因为征地补偿，双方村民就地界问题各执一词。苦于缺乏土地档案资料，许洁霞等法官只好使用土办法，召集两村的老土改先进分子、生产队干部座谈，确定土地归属。确定地界之后，许洁霞等法官亲自爬上山，用尺子丈量出两村各自占有土地面积，才平息了一起纠纷。

　　许洁霞对这宗土地纠纷案件印象深刻，正是由于被征地方可以获得补偿，激发了农民对土地价值的重新认识。

　　八十年代的广州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白云法院管辖范围极广，办理偏远地区的案件时，法官翻山过岭不在话下，甚至要把流动法庭开到村委会中去，跟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情形差不多。

　　有一次，许洁霞下乡到还隶属于白云管辖的九佛镇莲塘村办理婚姻案件，由于路途遥远，法院特批使用面包车。但是车行到镇里便没有大路可走，许洁霞等人只好徒步进入莲塘村，借用村委会办公室开庭。

　　案件判定双方离婚后，在白云法院执行庭工作的王志清到莲塘村里执行财产分割。“当时这户村民家徒四壁，所谓分财产，实际是分碗筷、饭桌、水缸等生活用品。”王志清回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州郊区，群众清贫，法院开着面包车进村，孩童像是见到新奇事物一样追着跑，甚至对女法官身穿的裙子都充满好奇。

　　八十年代的白云法院只有几台面包车，主要用于押送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开庭，执行法官依靠摩托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外出执行，路途特别遥远才能申请汽车。“当时广州的郊区到处是‘排骨路’，有一次乘坐摩托车进村办案，颠簸一路，到达目的地后腰椎麻木得走不了路，”许洁霞回忆道，“那时候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是法官办案很有成就感。”

　　执行翻找账本查“老赖”

　　作为早期参与白云法院工作的许洁霞，从法律层面上亲历了广州快速发展的进程。她回忆道，八十年代白云法院的案件以审理婚姻案件为主，婚姻案件占据法院一半案件数量，“当时群众对法院的印象是离婚才上法院”。90年代中后期，民事损害赔偿在总案件比例中占了多数，当时横贯广州有8条高速公路，其中6个高速出入口设在白云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交通事故案件比例开始快速上升，占了三成比例，占比超过婚姻案件。2000年后，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接棒飙升。

　　与许洁霞同一批进入白云法院的王志清，一直工作在白云法院审判一线，现任执行局副局长。她告诉笔者，执行难的老问题并非近年来才凸显，早在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涉及倒卖钢材、煤炭等生产要素引发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其中不少案件还涉及三角债，执行难度甚至比现在还要大。

　　“当时，法院对‘老赖’进行财产取证使用搜查账本等土方法，通过翻看账本找到‘老赖’的存款银行，再到银行封存账户。有时搜查不到账本，执行人员还会到‘老赖’公司附近的银行碰碰运气，看对方是否在那里开办账户。”王志清说，当时被执行的“老赖”主要靠出门躲债来拖延债务，如今的“老赖”则使用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等更加隐蔽的手段。

　　90年代，王志清有一年办了119个案件，被表彰为“广州市办案能手”。如今，白云法院一线法官人均案件超230件，人案矛盾依然存在，今年王志清所在的白云法院执行局收案近10000件。

　　人才20年前迎来首批法学专业大学生

　　管辖面积最大的白云法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才需求一直无法满足现状。

　　1995年，白云法院一次性招录9名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白云法院现任副院长严剑飞毕业于中山大学，是当时9名新人之一。他先在法院当了5年书记员，后调往法院调研室，从事材料组织和理论工作。

　　回忆起20年前进入白云法院的往事，严剑飞面露微笑地说：“毕业之时，我同时面临着去深圳法院和东莞法院的机会，但是白云法院抢先一步向我伸来橄榄枝，于是我就以身相许白云法院。”

　　2004年，严剑飞重回审判一线，主审了当年轰动一时的一宗恶性暴力抗法袭警案件。2004年6月22日，白云区黄石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致一死一伤，殡仪馆在搬运尸体时受到死者老乡暴力阻挠。6月23日凌晨4时许，白云区公安分局集中警力分批到达现场，准备协助殡仪馆搬走尸体时，遭到现场不明身份人员暴力阻挠和袭击，民警冯尚益受袭牺牲。

　　严剑飞告诉记者，当时公安机关抓捕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开庭足足持续了一个星期。

　　此后，严剑飞作为主管副院长，指导了张氏兄弟劫人质救母案等一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刑事案件。严剑飞告诉笔者，随着民众对司法要求越来越高，法院办案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裁判书上便可见一斑。以前不少判决书只有两三页纸，现在的判决书大大增加了说理性，具有争议性和影响力的案件，判决书有时厚达数百页。

　　已经从事法院工作二十年的严剑飞目前还在攻读法理学博士。他说，法院审判案件要慎之又慎，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则要尽最大努力做成经典案例，“如果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更是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