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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肯尼亚将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大陆,其中大陆犯罪嫌疑人3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45名。这是我国首次从非洲大规模押回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犯罪窝点为何设在遥远的非洲?犯罪嫌疑人如何对中国大陆群众“隔空”实施电信诈骗?人数众多的诈骗团伙内部如何分工配合?他们屡屡得手、卷走亿万赃款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诈骗伎俩?

　　14日,经办案机关批准,记者采访了办案民警和在押的部分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骗术环环相扣按照“底薪”“提成”各自分赃

　　1992年出生的犯罪嫌疑人简某是台湾桃园人,2014年10月经朋友阿耀介绍来到肯尼亚。

　　“阿耀安排我去吉米那里,让我冒充警察打电话骗人钱。”简某供述,整个团伙在吉米(犯罪嫌疑人之一,负责外联、翻译、接送等)租的别墅里集中居住。按照分工不同,“一线”住在一层,“二线”和“三线”住在二层；老板“胖财”单独住在一层的一个房间里。简某是一名“二线”。

　　所谓“一线”“二线”和“三线”,简某进一步介绍:“一线”大约10来人,在一层客厅接听“客户”(受害人)电话。“用的都是座机,大概有十几部电话,每人一部；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操作电脑的人。”

　　“二线”的人都在二层,也有10来人,分别在四五间房里,每个房间有两部座机。“三线”的人少一些,也在二层,在一个房间里打电话。

　　那么,这个团伙是如何实施诈骗的呢?

　　办案民警介绍,首先是“一线”里操作电脑的人按照老板给的电话号段,向大陆发送群呼业务,“大陆群众接听到的是一个语音包,说你的医保卡出了问题,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按9。”

　　如果受害群众按下“9”键,电话就接通到“一线”的人。“‘一线’的人冒充医保人员,以查询为名套取客户的身份信息,跟客户说他们的信息被盗用。‘一线’都是按照话术单上的内容讲,讲完之后就将电话转到我们‘二线’,同时让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简某供述。

　　“我们二线的人冒充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或者顺义分局刑侦队的警员,受理客户的报案,等客户讲完之后,我们会让他们等一下,一会儿给他们回拨过去。”简某供述,“挂完之后,我们用座机给客户回拨过去,冒充刑侦队警官再按照话术单上的内容跟客户讲,说他们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洗钱,让客户提供姓名、家庭情况、职业、收入等信息,还有他们经常使用的银行账户。”

　　为了让受害人深信不疑,诈骗团伙在打电话时还会播放预先录制的背景音,如医院、公安局等场景；同时还使用改号软件,可将来电显示为大陆任何公安机关的电话。

　　“我们让客户拨打114,查询手机显示的号码是不是公安局的电话。我们会给他一分钟查询时间,到时间再拨过去。”简某说,他们会进一步套问出受害人的账户余额,如果是小额,就由二线直接诱骗对方转账汇款；如果金额较大,就会把电话转给“三线”,由“三线”的人冒充金融犯罪科科长继续跟受害人谈汇钱转账的事。

　　“三线”之一、犯罪嫌疑人许某供述,“我们在跟客户交谈中,知道客户用哪家银行转账,我们就向老板要哪个银行的账号。对方急于向我们证明清白,我们会提供一个‘安全账号’,让对方将钱款转到这个账号,由我们金融犯罪科的人查询,并在电话里按照我们的指示通过ATM进行转账。”

　　办案民警介绍,“三线”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技术含量最高,有着高明的骗术,能应对受害群众各种问题和质疑。有时候为了一个“大单”,老板甚至会专门请出“优秀”的“三线”上阵,最终目的就是骗得受害人将钱款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犯罪嫌疑人如何分赃呢?

　　据介绍,在一层和二层的客厅里都摆放着一个白板。谁谈成的单子,哪个账号收到钱,在白板上都会有记录。老板每个月结一次账,“一线”拿“底薪+提成”,底薪5000元,提成一般为每单诈骗金额的3%；“二线”只有“提成”,为4%—5%；“技术”含量最高的“三线”能拿到8%。

　　专业化程度较高团伙老板骨干均为台湾人

　　办案民警介绍,在许多电信诈骗团伙中,老板和骨干都是台湾人,简某、许某所在的诈骗团伙亦是如此——老板“胖财”、“二线”和“三线”均为台湾人,剧本即“话术单”也是由台湾人来编写；“一线”则以没什么诈骗经验的大陆人为主。

　　老板“胖财”在招募人员时尤其看中那些有诈骗经验、有案底的人员,千方百计网罗到旗下。许某就是其中之一,一到肯尼亚就被委以“三线”的重任,专门冒充“金融犯罪科科长”。

　　“我本人对电信诈骗的流程比较熟悉,因此胖财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开工’。”37岁的许某是台湾台中人,2010年曾因诈欺罪被台中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后刑满释放。2014年7月底,他由“胖财”招募到肯尼亚,当年11月因涉嫌犯罪被当地执法部门拘捕关押。今年4月9日,许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

　　简某也有案底,从小打架、吸毒,高中肄业处于无业状态,曾因吸食k粉被台湾警方处理,自称仍是被台湾警方通缉的在逃人员。据他供述,一到肯尼亚,老板就发给他一份“话术单”,让他照着上面的内容学习,一遍遍背诵,在实施诈骗时才能对答如流。

　　团伙内部不仅分工明确,管理也极为严格。为确保各个成员专心投入,提高诈骗得手率,各“线”之间还有着严格界限。“‘一线’‘二线’在讲单子的时候,不能有其他人靠近；‘三线’都在一个房子里,除了老板能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简某说。

　　另据介绍,老板“胖财”为拉人入伙、赢得信服,一般会提前支付一笔薪酬,并许诺给予高薪。例如,“胖财”曾以预支的方式借了10多万元新台币给许某,这让家庭困难的许某感激涕零,勤勤恳恳为其卖命。然而,在诈骗犯罪得手后,“胖财”总是以各种理由拒发工资。

　　办案民警介绍,台湾电信诈骗起步较早,诈骗的主要对象是台湾民众。随着台湾加大防骗宣传力度,诈骗没有了市场。2002年前后,这些团伙将眼光投向大陆,开始向福建等地转移,以诈骗大陆群众为主。

　　公安部刑侦局副处长张军说,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能不断翻新剧本,其中公检法的剧本比较“经典”,以受害人账户涉及犯罪案件为由,屡试不爽。

　　“一线的部分可能有变化,如冒充医保、邮局、快递、歌华有线等,但继而还是会利用民众对公检法的敬畏和信任,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完成诈骗过程。”张军说。最新的诈骗手法之一是开设中国大陆司法机关的“山寨网站”,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和照片制成“通缉令”挂在网上,把链接发给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是不会上网的中老年人,就通过传真发送“通缉令”,让受害人在又惊又怕中信以为真、落入圈套。

　　2009年4月,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加大了对电信诈骗的联合打击力度,诈骗团伙继而向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转移,一些团伙还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转移,实施跨境电信诈骗。

　　“诈骗的窝点越设越远,像这次的肯尼亚,他们主要是考虑远离中国大陆,增加抓捕难度,从而逃避打击。但不管犯罪嫌疑人跑多远,我们都有信心、有能力将其抓捕归案。”张军说。

　　“事情发展到今天,都是我自作自受,都是我的报应,但被骗的大陆百姓日子一定更难过。我向这些大陆百姓说声对不起,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绝不能再做坏事,如果有机会一定从事正当工作。”许某深刻忏悔。

　　简某也表达了悔意:“我一开始就知道是要诈骗大陆老百姓。诈骗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会有因果报应。我要向大陆上当受骗的老百姓真诚道歉,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每年百亿元被骗走台方打击力度亟待加大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愈演愈烈,发案数量年均增长20%至30%。其中,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疯狂实施电信诈骗,危害十分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据统计,以台湾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实施的诈骗案损失占全部电信诈骗案损失的50%以上,千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实施的。例如,2015年12月29日,贵州都匀经济开发区建设局出纳杨某被台湾电信诈骗集团骗走1.17亿元。

　　针对严峻的涉台电信诈骗犯罪形势,中国大陆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持续组织开展打击行动,联手台湾警方开展警务执法合作。2011年以来,两岸警方联手赴印尼、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先后组织多次跨国跨两岸同步抓捕行动,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7700余名,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4600余名。

　　然而,由于台湾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量刑较轻,证据认定标准与大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或无法定罪、或重罪轻判,判处刑罚的不到10%。2013年8月,北京公安机关在柬埔寨抓获并移交给台湾警方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林明浩、梁家弼、吴汉杰等21名团伙头目,2015年又出现在印尼、柬埔寨、澳大利亚等国开设诈骗窝点,招兵买马、继续作案。

　　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湾,大陆公安机关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但至今仅从台湾追缴回20.7万元人民币。

　　由于台方打击不力、赃款难以追缴,助长了骗子的嚣张气焰和犯罪欲望,导致以台湾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藏匿海外疯狂作案,给大陆民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台湾犯罪分子用骗来的钱款买豪宅、豪车,去赌场豪赌,大肆挥霍,公开叫嚣“要骗光大陆的钱”。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表明,现台湾有近10万人以从事电信诈骗犯罪为生。

　　“大陆方面曾将大批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台湾,但台方并未予以严厉惩治,而是轻判甚至无罪释放,导致犯罪嫌疑人变本加厉,成为累犯、惯犯,诈骗金额巨大,大陆居民、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势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止,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柳华文认为,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工作亟待加强,希望台湾方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台湾没有制定专门针对电信诈骗的刑法条款,而是把电信诈骗当作一般诈骗对待,刑期低、经济制裁力度不够,存在立法不严、处罚太轻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樊崇义认为,台湾方面应通过立法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在罪名确定、打击方法、处罚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