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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受到公众普遍关切。在一些地区，彩礼被异化为“家庭地位”的象征，甚至衍生出“婚前谈价、婚后还债”的畸形链条。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提出工作要求。这已经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5年关注高额彩礼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婚姻家庭领域矛盾纠纷化解，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结合，形成了逻辑完整的彩礼纠纷法律适用规则。

　　2024年，全国法院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增幅明显回落。最高法民一庭相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法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对涉彩礼纠纷的监督指导，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价值观。

　　彩礼何时才能真正归于“礼”？记者结合部分案例进行了探访。

　　司法引领，婚俗文明树新风

　　当小尹将最后一笔彩礼交到小吴手中时，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然而，这场以18万元彩礼为纽带的“婚姻”，最终却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023年5月，经婚介公司牵线，小尹与小吴商议结婚事宜。小吴明确表示，只要支付彩礼便同意结婚。小尹一家东拼西凑，分两次支付共计18万元。彩礼到账后，小吴以户口簿问题为由拖延登记，随后返回贵州老家避而不见，甚至与案外人小王登记结婚。小尹多次索要彩礼无果，最终诉至法院。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彩礼作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其核心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并共同生活。本案中，女方收取彩礼后既未与男方共同生活，又迅速与他人结婚，明显违背诚信原则，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典型行为。法院最终判决小吴全额返还18万元彩礼，并强调此类行为“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予否定性评价”。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以收取高额婚介费、许诺高额彩礼的方式向相亲对象提供“闪婚”的中介服务，男方支付不菲的“彩礼”，双方迅速“闪婚”，最终以“闪离”收场……与涉彩礼纠纷相伴而生的是婚恋服务合同纠纷。

　　“婚恋服务合同纠纷是近年来花果园地区的新型案件。2023年以来，我们法庭已陆续收到50余件涉高额婚介费的案件。”婚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的剧烈变化引起了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花果园人民法庭相关负责人的警觉。

　　贵阳花果园小区，曾被称为“亚洲第一神盘”，有常住人口40至50万。在这个人员流动大、超高层建筑集中的超大型社区中，曾有大大小小180余家婚介机构。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治理难题？

　　外地青年来贵阳寻找“缘分”背后，不乏婚介公司的推手。这些案件中，相亲对象均花费高额婚介费选择了婚介企业提供的“闪婚”中介服务，并向女方许诺高额彩礼。“闪婚”伴随着“闪离”，最终引发涉高额婚介费纠纷和婚约财产纠纷。

　　为推动该类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花果园法庭在辖区综治中心“两所一庭”定期联席会议上，对该类矛盾纠纷的涉诉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寻求联合解纷途径。南明区委政法委听取了法院、公安等部门的汇报，主导开展了涉婚介市场乱象排查工作，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婚介机构立案侦查，成功打掉两个婚骗团伙，依法刑事拘留38人，追赃挽损超过200万元。

　　花果园法庭加大对办结的涉高额婚介费纠纷宣传力度，将巡回法庭延伸到各社区开展巡回审判工作，并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辖区群众旁听庭审。此外，法庭还设计制作了漫画海报，在各社区张贴，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内容，提醒大家警惕收取高额婚介费的“闪婚”业务，避免人财两空。

　　如今，花果园的违规婚介机构少了，高额婚介费现象得到遏制，因彩礼而起的纠纷正在退潮。

　　情理交融，定分止争寻平衡

　　“已经给了8万元‘小礼’，后面的‘大礼’实在凑不出。”原本计划在2023年春节后结婚的小李看到女朋友小张列出的“大礼”清单时，发现其金额已经远超自己的支付能力。

　　“婚可以不结，但‘小礼’也不能退。”小张及其家人态度坚决。

　　万般无奈之下，小李于2024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小张及其父母返还已支付的彩礼款。

　　“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籍’，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考虑到双方为邻村村民，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光武人民法庭庭长王海燕没有急于开庭，而是将两位当事人请到“小板凳”流动法官工作站，深入了解纠纷缘由。

　　“我们家为了这场婚约已经欠债，现在解除婚约，她却一分钱也不愿意退还，这让人以后怎么办，这公平吗？”“彩礼是他家主动给的，感情不和也不是我的错，我的感情就不值钱吗，凭什么退！”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情绪激动。

　　“感情的基础不是靠彩礼的多少，而是两人彼此宽容、互相帮扶、共同进步。”王海燕从情理法角度入手，向小张解释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并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

　　同时，王海燕还结合自身多年婚姻家庭案件庭审经验为小李举例说理，告知其婚姻观不正确、思想差异大，是导致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最终，法官结合两人恋爱期间实际情况、花销大小等多种因素，提出退还彩礼85%的方案。双方当事人当场签署调解协议并履行，就此案结事了，不再纠缠。

　　彩礼虽只是婚姻中的一个小环节，却是移风易俗的关键“突破口”。

　　“目前，辖区内涉高额彩礼纠纷正在逐渐减少。”王海燕告诉记者，“一听、二问、三释调”是她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总结出的经验。近年来，光武法庭采取进村普法、指导修订村规民约、巡回审判、随案随访等方式与各村建立密切联系，用“礼﹢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倡导婚嫁文明新风，切实将治理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落到实处。

　　多方联动，和谐解纷筑新局

　　当法律与习俗共同指向“情礼均衡”，乡村振兴与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更加稳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如何将司法审判融入移风易俗综合治理大格局？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切实营造有利于婚俗改革的良好氛围？

　　“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着力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持续传承和弘扬良好家风家教”……2024年5月，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近年来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相关情况和调研成果，向民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就推进移风易俗、开展婚俗改革工作提出多条建议。

　　记者了解到，2024年以来，阜阳市在春节、“5·20”、七夕等特殊时间节点多次举办“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多措并举倡树文明健康、科学理性的婚恋新风，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加。

　　在工作中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萌芽”，敏锐捕捉个案、数据背后潜藏的系统性治理课题，并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达到“治理一片”的效果，这是人民法院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矛盾纠纷化解的创新实践。

　　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中，基层法院还利用“一庭两所”共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整合派出所、司法所、乡镇综治办等基层组织的资源力量，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对矛盾纠纷问题抓早、抓小，提前预防，及时发现、控制、调处矛盾纠纷。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河堤人民法庭探索出预防化解高额彩礼纠纷“三请”工作法，与乡镇、村委会建立矛盾化解联动机制，从当地“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中选聘人民调解员120名，组建乡镇、村级法庭调解站83个，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的“链条”，让大量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美岱召人民法庭探索出“议、谈、调、讲、访”化解婚姻家事纠纷五言工作法，有效遏制辖区涉离婚、高额彩礼等纠纷的增长势头，婚姻家事案件量大幅下降。

　　——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燕店人民法庭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高价彩礼”纠纷频发问题，及时向燕店镇政府、河店镇政府及26个村两委发出司法建议，就树立文明婚风提出意见建议，以司法建议“小切口”做好家事纠纷前端化解“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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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礼何时真正归于“礼”？答案或许藏在一场场庭审、一次次调解，以及更多人敢于对陋习说“不”的勇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