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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31日晚10时许，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二办公区，寂静的走廊尽头，一间谈话室还长亮着灯。执行法官黎伟伟正在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作执行和解谈话。

　　跨年之夜仍在工作，在朝阳区法院，黎伟伟并非个例。

　　过去一年，朝阳区法院法官年人均办案量超500件。这意味着，即使365天不休息，平均每人每天也至少要结1起案件。

　　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朝阳区法院也并非个例。

　　2015年至2024年十年间，人民法院收案量年均增长11.23%，2024年收案4600万余件，法官年人均办案量达354件。这又意味着，现在一名法官要办十年前好几名法官的案件量。

　　“案件压力不断增大”“人案矛盾日益突出”，这些近几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的表述，一再凸显了人案矛盾存在之久、影响之深、解决难度之大。

　　中国有句老话，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有了新的更高要求。一路狂奔的收案量，就是矛盾的具体表现。

　　越来越多法官清醒地认识到，案多人少是我国向着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中，必然经历的阶段性问题，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克服的阶段性困难。而要跨过这道坎儿，简单寄希望于增加编制、增加人员，非长远之计。

　　治本之策：让纠纷消弭于萌芽，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

　　一开春，华北平原上种地的农民就开始念叨：“开春杀一虫，强于秋后杀百虫。”这句朴素的谚语，也道出了应对案多人少的真谛——纠纷得从源头解，案件增量才能降。

　　长江以南，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也懂这个道理。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高品质要求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组合贷款购房成为普遍现象。随之而来的，是逾期贷款纠纷逐渐增多。

　　2024年1月，青浦区法院作了一番调研。最近三年，涉房屋组合贷款纠纷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85.55天，纠纷平均化解周期达137天，远高于其他金融纠纷。

　　这类纠纷涉及两个合同，如前期未协商一致，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商业银行需分别审理，再合并执行。一个纠纷，历经两个诉讼周期，结案时间长，也在法官们的意料之中。

　　但纠纷调撤率高达64.15%，有点在意料之外。

　　就此，青浦区法院认为，此类纠纷以调解方式化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或许可以找找处理这类纠纷的最优解。

　　带着这一发现，法官们走访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青浦区管理部，并邀请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7家商业银行会商，研究从前端推动纠纷高质效化解。

　　同年4月，青浦区法院向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青浦区管理部及辖区银行代表送去一份司法建议，希望发挥各自优势，共建纠纷化解机制。三个月后，一个名为“委托调解﹢司法确认﹢合并审理”的全链条实质解纷机制运转起来。

　　据统计，司法建议发出后，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青浦区管理部与7家商业银行前期沟通处理逾期贷款纠纷38起，其中35起经前端协商化解，2起经委托市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

　　也就是说，38起纠纷只有1起进入诉讼程序。而这起纠纷的审理周期只用了45天，远低于以往平均用时。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青浦区法院此类纠纷收案量同比下降41.66%。

　　人们乐见这样的实践与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所以，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目标清，则方向明。

　　解纷非一家之事。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动“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壮大多元解纷力量，目前已与16家单位建立合作。大家一道为各领域纠纷“把脉问诊”，着力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在源头。

　　司法建议是预防“未病”的一道良方。在去年的工作报告中，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深化用好司法建议”，引导各级法院从个案中找准社会治理难题，针对性提出司法建议，从源头上、根本上减少类案发生。

　　指导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多次部署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助力提升人民调解能力，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方向明，则步履坚。

　　在推进信用卡纠纷多发高发治理中，最高人民法院示范带头，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协同有关方面，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2024年，全国法院信用卡纠纷一审收案同比下降26.68%。

　　在一起涉及70余名学生家长与某教育培训机构的预付式消费合同纠纷中，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启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多元解纷机制，邀请教育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调解，促推70余起纠纷圆满解决。

　　在一起高龄老人赡养案例中，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法官认真分析老人的家庭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规定，指导村委会党员干部、热心能人与人民调解员联动发力，一揽子解决老人后续的赡养、财产分割等问题。

　　广袤大地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正在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第一道防线”的效能正在被充分激活。

　　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指导各类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案件1218.2万件，占诉至法院民事行政纠纷总量的40.2%。其中，指导人民调解成功调解案件729.1万件。

　　今年年初，一个新的窗口走进公众视野——多元解纷案例库正式上线。

　　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新庆介绍，人民调解员可以通过案例库及时学习了解各类纠纷调解的理念思路、方式方法等，促推调解能力水平持续提升，群众也可通过检索类似案例，对调解方案、调解结果有更好预期。

　　这个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16家“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共建单位以及其他中央有关单位共同参与建设的国家级案例库，将进一步支持保障人民法院做实指导调解法定职能。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

　　在发布多元解纷案例之外，人民法院还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好传统——围绕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领域，发布典型案例。

　　2024年2月，发布6件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2024年12月，发布5件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2025年2月，公布7件人民法院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法槌起落间，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润物无声、引领风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犬只追逐路人致其受惊吓摔伤，饲养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经营者主张购买者‘知假买假’，应承担举证责任”……提示法律风险，明确裁判规则，亮明司法态度，典型案例成了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以良法促善治，久久为功。当一条条裁判规则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规范，类似案件数量就会下降，“办理一案，治理一片”也就不再是一句口号。

　　关键之举：科学管人管案，高质效化解诉讼存量

　　一路狂奔的收案量，来源于新增的一审案件量，也来源于一直居高不下的衍生案件量。

　　已经有实践证明，增加法官数量，确可解一时之困。但办案质效上不去，就会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混沌局面，摊子只会越铺越大。

　　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戴怡婷和法官助理唐弦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就是办了一个“漂亮”的案子。

　　在这起案件中，未来电视有限公司将当贝公司诉至法院，认为当贝公司作为应用下载平台，未尽到合理监管义务，纵容相关APP侵害其著作权。

　　一、二审法院认为，当贝公司具有明显主观过错，客观上又为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应与相关APP承担连带责任，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当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办案过程中，戴怡婷和唐弦发现，两家公司之间涉诉案件竟有93起。未来电视有限公司已取证待起诉的案件还有4000余起，而当贝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的案件多达11件。

　　“看来，仅解决眼前这起案件并不能真正解决双方的问题。”承办团队决定，“要办就办个彻底”。

　　前前后后十余轮调解的力气没有白费，两家公司最终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当贝公司撤回了再审申请，待起诉的千余件纠纷也随之消解。

　　司法实践中，“一人多案”“一事多案”现象普遍存在。一个案子还可能导致后续无休无止地上诉、申诉、上访。大量程序空转，浪费宝贵的人力、财力、物力，使本已相当紧张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

　　要对得起这样的使命担当，就必须有过硬的办案质量。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走程序的。

　　时针拨回到2024年1月1日。这一天，《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2024年版）》正式施行，“案-件比”被作为唯一的“核心指标”重磅推出。

　　“案-件比”反映着人民法院“一次性解决纠纷”情况，“案-件比”越高，说明同一个“案”，在诉讼中生成的“件”越多，意味着经历的办案环节越多、办理的时间越长。与此相应，当事人被“折腾”的次数也就越多，因诉累而产生的不满也会越强烈。

　　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突出“案-件比”在指标管理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作用，就是要引导各级法院将重心从“案件结没结”转向“矛盾解没解”，做实定分止争。

　　从关心“一个案子结没结”，到关心“核心争议解没解”，扭住了审判管理“牛鼻子”，办案质效就有了新跨越。

　　2024年，全国法院“案-件比”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99.2万件衍生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0.66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12.8万件上诉案件；申诉申请再审率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8000余件申诉申请再审案件。

　　与“牛鼻子”相呼应的，还有“指挥棒”这个利器——绩效考核。

　　“不考核，都觉得自己干得挺好，有了标准，才能看到差距和不足。”

　　“作为基层法官，我们不是逢‘考’必‘反’，反而会主动拥抱科学考核，因为这样才能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更有获得感、尊荣感。”

　　202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讲坛”第一讲“别开生面”，主题为“四级法院谈‘考核’——减负与增效”。

　　科学统筹“案”与“人”的关系，促推“评案”与“管人”“治院”无缝衔接，形成追踪问效管理闭环，才能防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两张皮”，防止因问效缺位任由工作虚化、责任弱化，导致严重影响审判质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这也就是人民法院持续优化绩效考核的原因所在。

　　从“要我学”“要我干”，到“我要学”“我要干”，责任承担起来，压力传导下去，法官队伍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不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办好每一起案件，离不开“管理”与“考核”，也离不开“架桥”“修路”。

　　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入库案例数量达到4711件，实现了对常见罪名、多发案由的全覆盖。

　　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院已有超过18万件案件在裁判过程中参考了入库案例。办案法官运用入库案例，向当事人释法说理，部分当事人明晰、认同法院裁判规则后，撤回起诉、上诉、申诉，推进一批类案高质效化解。

　　在辽宁省辽河人民法院，法官借助案例库释法，让污染责任纠纷案原告撤诉。

　　在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法官借助案例库解决受贿案法律适用难题，被告人撤回上诉。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参考案例判决工伤保险部门先行支付，促使类似案件调解结案并预防新纠纷。

　　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负责人贾玉慧介绍，案例库检索量与主要案件质量指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性。检索量排名靠前地区法院的主要案件质量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相对薄弱基层法院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为例，其案例库检索量居全国基层法院首位，2024年1月至10月，该院案件上诉率为6.86%，同比下降2.76个百分点，一审裁判被改判发回重审率为1.01%，同比下降1.22个百分点。

　　那些与法答网有关的故事也还在续写新的篇章。

　　截至2024年9月，法答网提问数量达65万余件，累计浏览924万余次，日均浏览近2万次，已经成为广大干警案边必备的“工具箱”。

　　最高人民法院定期梳理分析高频提问、不一致答疑，发布精选答问，做好直接答疑和审判指导工作，解决了一批困扰审判实践的疑难复杂问题。

　　以问补案、以案答问。目前，围绕法答网问答针对性编写入库案例140余件，“库网融合”集成效应逐渐显现，形成统一法律适用合力。

　　“质”与“量”相伴而生。所有在“质”上的努力，终将会在“量”上体现出来。

　　发展之需：加快数字化建设，以科技赋能提升审判质效

　　如果说“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与“高质效化解诉讼存量”是解决收案量一路飞奔问题的“两条腿”，那科技赋能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今年农历正月初八，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人们发现，在福建省上杭县，与往年大多选择外出务工相比，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这样的转变，始于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风险预警。

　　“我们运用自主搭建的‘岩法智算’平台，统计分析了全市的案件数据，发现上杭县刑事案件占比相对较高。经过深入剖析，发现被告人年龄较低，且多为初中文化水平，便向上杭县发出了青少年犯罪高发的风险预警。”龙岩中院审管办主任黄晓燕说。

　　收到风险预警后，上杭县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调查走访，发现这些涉罪青少年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

　　为此，县政府相关部门举办了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就业新春招聘会，吸引有子女的务工人员就近择业。

　　像这样的实践，在福建比比皆是。

　　记者了解到，福建法院正积极推进司法“数助治理”中心建设，每年发布《福建司法“数助治理”白皮书》，从海量司法数据变化中，分析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提示全省经济社会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新的“改革时间”启动。数字改革作为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的动力引擎，正在撬动起一场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重塑性变革。

　　上海法院针对审判领域的“易错点”，研发推广700多个应用场景，其中近400个场景已嵌入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法官办理同类案件中一旦触发场景模型，平台不仅向承办法官推送提示预警，还将其同步推送相关审判庭负责人，实现“智慧监管”。

　　被执行人有无财产，能否执行，清偿比例为多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磐安县人民法院为试点，创新“三张清单”执行公开机制，全面梳理执行办案29项111个节点的业务流程，依托数字化手段智能归集财产数据、处置信息，当事人可在移动端在线申请、文书预览，推动执行更规范、过程更透明、群众更信赖。

　　黑龙江法院开发应用“龙法和”云法庭解纷系统，有效带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汇聚治理数据，实现随时分析、全量展示、全域指挥、实时调度“一屏监管”。其中，哈尔滨市呼兰区委政法委将“龙法和”云法庭与呼兰区“星网联动社会治理智慧系统”深度融合，促推诉讼案件量下降9.2%。

　　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为缓解人案矛盾，近年来，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步，这场数据涌动的“春潮”中，各地法院每一次的有益探索，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但不容忽视的是，各地的多元探索存在技术衔接不畅、业务平台分散、发展不均衡等情况，需要在此基础上，迭代推进人民法院数字化转型升级。

　　去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全国法院“一张网”建设，以数字法院助力提质增效。这是数字法院首次作为重点工作出现在报告中。

　　目前，“一张网”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届时，全国3500多家法院都会在“一张网”上办案办公，审判工作和诉讼服务将进一步提质增效。

　　2024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南美等多国司法机构来访上海法院，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司法经验的成果时，上海数字法院建设的探索成为交流的核心议题之一。

　　这也意味着，中国司法的有益探索正在为更多国家解决“案多人少”难题，贡献更多东方智慧。

　　黎伟伟的那场谈话持续了8个半小时，双方当事人在岁末的最后一小时达成和解。2025年1月3日一大早，被执行人履行完毕，这起“跨年”执行案件画上了句点。

　　这样的工作节奏独特而又匆忙，却也是无数个中国法官正在经历的日常。

　　定分止争，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必须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解难，切实履行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使命。

　　改革难，深水区的改革难上加难。

　　但人们分明已经看到希望——

　　2024年，全国法院收案增速降至近20年来最低，审判质效明显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