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作为同一家公司的同事，大家本应发挥团队精神，和睦相处才能合作愉快。如果彼此针锋相对，甚至出现过激行为，不但会为公司带来消极的影响，自身也可能因为触犯法律而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案例1

提供同事信息供他人抢劫未参与是否构成犯罪？

李某与同事赵某曾多次发生过争吵甚至打斗，彼此势同水火。为泄愤，赵某总想寻找机会“整”李某，李某也在设法教训赵某。3个月前，李某与3名好友喝酒时，有人提出“想抢点钱花”，但一时找不到对象。李某随即想到赵某刚领到3万余元被拖欠的工资和奖金，遂提议让3名好友去抢劫赵某。3名好友表示同意，要求李某提供赵某的住址，准备入室抢劫。李某随即带领他们前往指认赵某的出租屋。当晚，赵某被抢。近日，3名好友被判刑，而李某也被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李某既未实施抢劫也未参与分赃，怎么也会构成犯罪？

以案说法

构成抢劫罪必须受到刑事制裁

本案涉及到一个共同犯罪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李某的行为与之吻合：一方面，李某与其3名好友具有抢劫的共同故意。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当有人提出“想抢点钱花”，但一时找不到对象时，李某明知自己的提议会发生危害赵某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却希望该后果的发生，不仅透露赵某刚领到3万余元，甚至提议3名好友去抢劫赵某，意味着李某与3名好友有过意思联络，并形成了一致的犯罪意见。虽然李某当时只是想教训赵某，没有想过参与抢劫、分配现金，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参加具体的抢劫和分赃，但这只能说明李某的目的与3名好友存在差异，并不能否定李某同样具有侵害赵某人身、财产的共同故意。另一方面，李某与3名好友具有共同的抢劫行为。对于共同犯罪，全程参与无疑当属其列，但并非只有全程参与才属于共同犯罪，而是允许分工，包括参加共谋、实行、组织、教唆、帮助。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考量各行为人的一个或数个行为相结合，是否构成一个整体、是否属于整体的一部分、是否共同作用于危害结果，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结论是肯定的，照样可以构成共同犯罪。正因为李某为抢劫提供赵某的财产信息、提出建议、指认赵某的出租屋，不仅属于共谋行为，而且属整个抢劫犯罪行为的一部分，甚至没有这一部分，就不会有针对赵某的危害结果发生，决定了其虽然没有参加具体的抢劫行动，但照样构成抢劫罪，要受到刑事制裁。

案例2

冒用同事姓名看性病，是否构成侵权？

邓某与朱某系同事，两人曾闹过矛盾。3个月前，朱某在酒吧醉酒后，与他人发生“一夜情”并染上性病。朱某前往医院就医时，面对医生询问其姓名、年龄等，出于怕被熟人发现，对自己造成不良影响，竟报上了邓某的名字。

岂料，朱某偏偏在上班时，不慎将病历跌落。于是乎，邓某患上“性病”之事不翼而飞，可邓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很多同事对邓某冷嘲热讽、避而远之，甚至连相恋4年的男友也骂邓某“不要脸”并与其分手，受到严重精神打击的邓某，在一再追查之下才得知原委。那么，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以案说法

侵犯他人姓名权必须承担民事责任

一方面，朱某的行为违法。姓名是公民借以相互识别的文字符号的总称。与之对应，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的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非法使用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即侵犯姓名权的主要方式包括3种：干涉他人决定和使用姓名、盗用他人的姓名、假冒他人姓名。其中的盗用是指未经他人同意或批准而非法使用其姓名。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某明知看性病并非好事，甚至容易导致名誉损害，可却为了一己之私，未经邓某许可，擅自冒用邓某的姓名，进行有损邓某声誉的活动，无疑当属其列。

另一方面，朱某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1条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姓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名称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指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正因为朱某的行为已经导致邓某被同事冷嘲热讽、避而远之，甚至连相恋4年的男友也决定与其分手，也就决定了邓某有权要求朱某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即由于邓某已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其还有权要求朱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3

车间主任报复同事考勤造假单位能否以此考勤为依据扣付奖金？

曾某是一家公司的职工。因曾某看不惯车间主任的“家长式”作风，曾数次与其顶撞，致使彼此关系并不融洽，其甚至多次扬言让曾某“等着瞧”。

近日，曾某用工资卡查阅上月工资，发现比以往少了200元，于是找公司询问，被告知是由于曾某在上月有过2次迟到、2次早退记录，公司按照规章制度扣除了曾某的全勤奖。因曾某清楚记得自己根本没有相应行为，遂要求公司出具其迟到、早退的证据。公司随即向曾某出示了车间的考勤记录，而该记录只是由车间主任独自填写，并没有包括曾某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签字确认。

那么，公司能够将此作为扣付奖金的依据吗？

以案说法

无法提供确实证据公司承担不利后果

一方面，公司必须就考勤记录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3条也指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同样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正由于公司以曾某迟到、早退为由扣付全勤奖的行为，减少了曾某的劳动报酬，而曾某认为自己迟到、早退的事实并不存在，公司自然也就必须对此承担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考勤记录不能作为公司的扣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也就是说，虽然公司有考勤记录为凭，但由于它只是出于车间主任一人之手，尤其是没有任何人加以见证和确认，明显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随意性，更何况曾某与车间主任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其曾扬言让曾某“等着瞧”，即不能排除存在报复的可能，决定了其所记载的情况未必就是事实。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司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无疑属于“证据不足以证明”曾某有过迟到、早退行为，因而只能“承担不利后果”。(南方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