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时间回拨到2011年。

　　“爸爸以后要给你讲个很过瘾的故事。”8月17日凌晨1时30分，东莞石碣公安分局法制室灯火通明，民警陈函用手指点了一下照片里三岁儿子的额头。就在半天前，单位传达了一份广东省选拔民事维和警察的通知，陈函心动了。

　　“扑通！扑通！”空气里十分安静，牛犇只听到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因为他递交了民事维和警察选拔的申请。牛犇是东莞公安局禁毒支队的一名年轻民警。前往一个未知的国度，做十分有意义的事，这让他光想想就已经兴奋不已。

　　2013年广东选拔民事维和警察里，共有600人报名，最终只有18人脱颖而出，陈函和牛犇便是其中两位。2013年7月13日，他们踏上了赴利比里亚参加联合国民事维和行动的道路。

　　“多事”的“蓝帽子”

　　一来到利比里亚，陈函便被分派到首都刚果城警察分局，参加和指导当地警察办案。

　　警察局是战后重建的，两层小楼里一片昏暗，没有电脑，连纸笔都十分有限。当地警察接到报案，重要的才登记一下，绝大部分都是随意找张纸写几句，也不归档，时间一长基本都找不到。陈函在国内做了十几年的执法规范化建设。见状，陈函将自己烂熟于心的各种执法表格画了出来，翻译成英文，复印了一批发给当地民警来教他们怎么填。

　　刚开始，当地的警察对陈函颇有微词，这个“蓝帽子”怎么那么“多事”。但是，陈函雷厉风行，这些工作得以顺利在警局开展。经过一段时间后，混乱的情况减少了，办事的效率提高了。他们开始对陈函刮目相看。

　　2013年10月9日，陈函被派到总警监办公室上班，负责代表副总警监审核维和警察每日工作报告发往联合国总部。这份看似威风的工作其实很磨炼人。报告里囊括了十几个国家维和警察每日的情况，大到武装袭击、难民潮，小到汽车没油、厕所缺纸，十分繁杂。经过一个月的磨炼，陈函对维和警务认识越发深刻和全面。一个月后，副总警监干脆把报告交给陈函签发。于是，联合国总部的人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开始签在了来自利比里亚战区的报告上——“Han CHEN”（译“陈函”）。

　　警察局长管住了“埃博拉”

　　2014年3月，一个通告发了下来，上面说到，维和总部要招募地方警察局局长。于是，陈函参加了这次竞选，成功当选利比里亚最偏远的托市的警察局长。托市条件十分恶劣，那里饥荒遍地、毒虫丛生。当选几天后，陈函开着一辆联合国的车，带着全副家当出发了。

　　托市位于利比里亚的东北部，面积240平方公里，基本被原始森林覆盖。警察局下辖3个派出所，没有手机信号，一共只有15名警察。

　　硬件设施短期内改善基本不可能。于是，陈函把在国内的一套“打防管控”策略在这里运用起来，部署有限的警力开展巡逻、走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托市的治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同年4月份，埃博拉疫情暴发，邻国科特迪瓦尤其严重，大量民众向边境涌来，托市告急。这时，利比里亚官方突然宣布封闭边境，禁止科特迪瓦人入境。近一个月里，陈函都要在边境口岸，协助移民官处理封关事项。同时，还要搜索本国可能感染的人，通知防疫人员处理。

　　陈函发现，利比里亚有养猴子和吃猴子的传统，而埃博拉的病原体就在猴子等动物身上。为了控制疫情，陈函争取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发动民众开展一场“消灭”猴子的行动，禁止家养猴子、贩卖猴子，同时宣传吃猴子的危险性。在陈函这位警察局长的带领下，大家纷纷响应，直到陈函7月份回国，托市都没有发生过一宗埃博拉病毒感染案例。

　　中国警察在当地很有威信

　　用泥土混合而成的墙壁，上面搭着铁皮和木头做成的简易屋顶，屋内地面凹凸不平，四周围着一层用竹子做成的围栏。牛犇将五星红旗架在竹竿上高高挂起，红旗在艳阳里飘扬。当时，牛犇被分配到联利团第五战区鱼镇的警局，这里是他租住生活的地方。

　　牛犇回忆：“其实民事维和警察一点也不比防暴队员轻松，我们分散在任务区各地，进行单兵作战。同时，任务区里物资匮乏，卫生条件很差，还有各种流行病，我每天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自己良好的体魄。”刚来到利比里亚的第一个月里，牛犇狂瘦了十几斤，从“壮小伙”变成“瘦小伙”。

　　“Hey！Chinese man！（嘿！中国人！）”每次他到社区巡逻的时候，当地的小孩就会笑嘻嘻地向他走来，给他递一些水果，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他。蓝衣黑裤，戴着一顶蓝色帽子，这是中国维和警察最平常不过的着装。

　　“中国警察在当地很有威信，当地人都很尊敬我们。”牛犇自豪地说道。民事维和警察的工作既繁琐又紧张，当地警察要做的事牛犇一个也不落下，同时还要协助和提升当地的警务工作。只身在外，牛犇神经紧绷，时刻提防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冷静处理罢工暴力事件

　　“除了日常工作，还要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暴乱。”牛犇表示。2014年2月，鱼镇出现多名有雇佣兵嫌疑的人员游荡，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恐慌。等牛犇赶到警区的时候，已经有11名可疑人员被扣留，经过牛犇仔细盘问，终于得知这些人是为了逃避战乱而来的难民，还有很多类似的难民正从边境偷渡而来。于是牛犇立即向边防局通报情况，对边境执勤点加强管控，出动全部人员和车辆对边境进行封锁，从而防止大量难民涌入造成混乱。

　　2014年5月，一家中国公司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罢工事件，该公司的所有黑人雇员拒绝上工并且有暴力伤人的情况。牛犇和一位土耳其同事开车前往。等到他们来到该公司附近，十几名戴着面具的工人拿着木棍往车窗玻璃乱砸一通。

　　“他们很多只是泄愤，泄愤完了就会慢慢没事了。”牛犇来到现场，协助当地警方对局势进行控制，很多罢工的工人都慢慢平静了下来，局势得到了控制。

　　牛犇表示，这些事件一旦处理不当，后果将难以估计。他们要做的就是防止和控制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帮助当地警方提升当地治安环境。

　　冒险救外国同僚

　　利比里亚作为热带地区，盛行各种热带流行病，如疟疾、登革热。为此，任务区里包括牛犇在内的所有维和人员都被要求每周吃一片疟疾预防药片。

　　2014年3月前后，一种可怕的病毒正悄然而至，那便是埃博拉。

　　3月18日早上6时许，一个电话将牛犇吵醒。电话中传来了牛犇的肯尼亚同事约翰急促的声音，原来另一名肯尼亚籍的同事尼古拉斯昨夜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牛犇赶到尼古拉斯的房间，发现尼古拉斯正在发烧，大汗不止，同时有些神志不清。当时牛犇所在任务区鱼镇医疗条件十分差，尼古拉斯的状况恐怕染上了疟疾，甚至更可怕的病。“埃博拉”一词在牛犇脑袋里一闪而过，但他没有多想，尼古拉斯这种情况鱼镇根本无力救治。唯一办法只能是将他送至130公里开外的绥德鲁市中国维和部队二级医院。

　　一路上由于人手不够，只能由牛犇一人带着尼古拉斯到医院。经过四个小时，两人终于到达了绥德鲁市中国维和部队二级医院。经过检查，尼古拉斯被确诊为同时感染了疟疾、伤寒等传染病，但排除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

　　“你可真够胆大的，明知现在埃博拉疫情出现，你竟然在毫无防范措施情况下开车运送这么严重的传染病患者，多危险啊！”医疗分队的队长对牛犇说。“后来想想是有些后怕的，但我仍然觉得同事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牛犇说道。

　　“爸爸去了外国，帮了很多人”

　　2014年7月，陈函和牛犇带着联合国的和平勋章回到了东莞，结束了一年的维和行动。

　　“爸爸，你去哪里了？”陈函从利比里亚维和回来，在广州白云机场下了飞机，儿子小景便冲过来紧紧抱着他细声问道。当时小景才四岁，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爸爸去了外国，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前段时间，陈函带着小景去购书中心购书，让陈函没有想到的是，8岁的儿子竟然挑了一本警察业务的书籍。“爸爸，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警察。”小景骄傲地说道。在小景心里，爸爸陈函是他的偶像、大英雄。

　　《红海行动》电影里，救人质、被袭击，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火拼，在腥风血雨中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直至光荣牺牲。相比电影，没有枪林弹雨的包围，陈函和牛犇在基层里做着看起来平凡却不简单的事，直面瘟疫、流行病，同时还要提防可能发生的暴乱。

　　“仿佛做了一场梦。看到祖国繁华、高楼林立，感觉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真好！”陈函笑道，“一年的维和行动经历，让我更加自信开展现在的工作，珍惜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陈函和牛犇回到祖国，各自回到原来的岗位上。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还有源源不断的战友继续奔赴全世界各地的前线去，默默做着和陈函、牛犇一样的工作，为世界的和平贡献着自己的一分力量。

　　牛犇感叹道，这将是他人生里最珍贵的经历。现在的他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从事侦查方面工作，他说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有一天继续奔赴前线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