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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里的妈妈总是说‘听话’，可我想问她，你知道我现在长多高了吗？”四川省三台县某村一名12岁留守儿童的作文，揭开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裂痕。

　　农村留守儿童，是在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受城乡户籍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群体。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

　　农村留守儿童如同“山里的种子”，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发展潜能，但深埋于土壤中，等待破土而出、茁壮成长。长期以来，受监护缺位、心理创伤、环境安全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山里的种子”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

　　亲子分离的创伤童年

　　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轨迹，往往始于一场无奈的“离别”——父母外出务工，将他们托付给年迈的祖辈。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显示，96%的双亲外出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监护。隔代监护即意味着隔代教养，这种亲子分离、打破传统家庭模式的教养方式，带来的隐患是多方面的。

　　“这种教养模式往往呈现‘重养轻教’的特征，祖孙代沟等均容易形成‘引导真空’，进而影响孩子们的社会适应。”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志军在其论文《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中指出。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更容易被忽视，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2021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更大，其抑郁检出率为28.5%，高于非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让人担忧。在乡村，成年人的看护、引导与监管不到位，特殊经营场所的管理漏洞等，都加大了农村留守儿童受害的可能性。

　　在重庆市云阳县，一个案例令检察官张扬心痛：初一学生小帅的父母外出务工，他由爷爷奶奶抚养。他虽成绩优异，但沉迷网络。他12岁那年的除夕夜和第二天，爷爷两次在网吧找到他并责打。当天下午，小帅被再次发现上网后，回到房间自杀。

　　2023年，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年仅13岁的小萍在外面玩耍时，被66岁的邻居彭某用零食哄骗到家中实施了猥亵，奶奶发现小萍不对劲后报警。小萍的母亲早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务工，精神发育迟滞的她一直和奶奶在农村生活。

　　农村留守儿童，还容易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022年初，浙江省德清县的男孩小凯因缺钱，和社会人员一起去“拉车门”盗窃。据调查，小凯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他自小不爱学习，高中没读完便步入社会。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1年—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占比达22.94%。

　　司法保护填补家庭监护空隙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特殊的，但他们的健康成长不该被“与父母的距离”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如何填补监护空隙，给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检察机关不断延伸司法保护触角，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形成合力，特别是针对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因外出务工等原因“管不了”等家庭保护问题，结合办案实际情况制发督促监护令，针对性督促、引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在西藏自治区曲松县，一份督促监护令改写了一个孩子的命运。14岁的小米是典型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在父亲意外离世后，他与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母亲则一直处于失联中。但是，爷爷长期卧病在床需要照料，小米自己也因患病经历两次大手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2023年6月，曲松县检察院接到小米奶奶的情况反映后，经过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失联多年的小米母亲，并向其发出督促监护令，要求其认真担负起监护责任。经过承办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小米母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定期探望小米并给付抚养费。

　　做好普法教育，将危险预防机制前移。检察官们相信，法治知识会帮助孩子们长出“铠甲”。据了解，检察机关不断推进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已推动全国4万多名检察官在近8万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治教育，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检察院检察官与果农合作，在荔枝林开设“田间法治课”，孩子们纷纷围观，学习法律知识。湖北省南漳县检察院检察官与人大代表、社会组织人员组成“护苗联盟”，定期送法进村，为农村留守儿童演绎防性侵情景剧。

　　“小候鸟”不再孤单

　　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多方合力共绘同心圆。

　　为强化学校保护，最高检积极配合、推动教育部下发《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开入职查询制度。针对辍学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涉案未成年人控辍保学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为更好建立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最高检着力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贯彻落实。这些制度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构筑起坚实屏障，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更是从中获得了切实保障与关怀。

　　在多部门支持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绘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同心圆。除了常态化开展进校园普法活动，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教育力量。比如，福建省福州市检察机关将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木棉课堂”公益实践项目与普法教育结合，该校师范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利用寒暑假，以“准老师”身份走进乡村小学，给乡村孩子提供法治教育。

　　江西省检察机关联合该省教育厅、卫健委开展“法治心育进千校”活动，携手300余名心理咨询师，深入1000余所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中小学校开展“生命教育”“预防校园欺凌”主题宣讲。

　　创新科技和举措，让守护突破山河阻隔。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开发“未成年人检察e站”小程序，涵盖涉未成年人案件线索举报、法治宣传、未检品牌展示等功能，并在部分中小学校、司法社工组织、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等设立线下实体站点40余个，努力打造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平台。在云南省龙陵县，跨部门联动开发的留守儿童数据库，通过智能算法筛查风险，2024年已预警43起监护失职案件。江苏省东海县检察院更是推动实施涉案留守儿童父母“归巢工程”，对于想回乡自主择业的家长，由相关单位在职责范围内提供扶持措施。截至2024年底，已有70名涉案留守儿童的家长回到本地就业，相关留守儿童再次违法犯罪率为零。

　　有多部门多举措的关爱，那些散落在山间的“小候鸟”不再孤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的农村留守脑瘫儿童小谢，用颤抖的手画下“会飞的轮椅”；陕西省华阴市曾因家暴辍学的农村女孩，成了校园普法“小喇叭”……

　　这条守护之路，仍需不断向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关心与呵护，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家校政社’协同机制尤为关键。”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程丽芬建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儿童主任职责，借助专项立法、财政支持、智能监测等手段精准发力，着力攻克农村留守儿童情感缺失、教育断层、监护缺位三大难题。

　　资深社会工作者、北京市中鼎社会工作事务所主任苏峰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问题根源在于家庭—学校—社区系统功能失调与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重建监护能力、心理安全屏障、社区联防网络，“探究开展祖辈监护人急救、防侵害培训，建立‘儿童主任’定期家访制度，构建‘儿童主任+网格员’的立体防护体系。”

　　“山上的索玛花，今年结成了太阳，你说即使一颗小种子，也该有到达的远方……”当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阳》的旋律飘过山岗，四川省凉山州的检察官们相信，“只要我们用太阳一般的爱去温暖他们，帮他们重建希望和理想，这些山里的小种子肯定会长成自己的太阳，照耀其他人。”

　　当万千萤火凝聚为阳，“山里的种子”也将真正穿过风、越过冬，飞往属于自己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