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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这几天，东莞厚街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林明收到了检察机关信息，他们破获的全市首宗72名嫌疑人全部逮捕、全部起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进入了诉讼阶段。眼看犯罪嫌疑人即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林明却没有太多的喜悦感。于他而言，案件虽然办得比较完美，但没能替受害人挽回更多的损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实际上，林明的“心病”可以说是全市公安机关反诈民警心中的“通病”。今年1月至7月，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1964宗，同比上升145.81%；刑拘率同比上升86.69%；逮捕率同比上升58.61%.在大部分破获的案件中，追赃挽损率却并不高，以全市防诈试点培育单位厚街公安分局为例，追赃挽损率不到20%.

　　除此之外，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也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上半年全市33个公安分局发案率全面“飘红”，个别分局甚至“倍增”。面对电信网络诈骗案屡打不绝、挽损较难的局面，如何破局成为全市公安机关急需攻破的一项课题。

　　反诈难难在多个痛点堵点

　　3月25日，中堂公安分局接到了一条关于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犯罪线索。接报后，该分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火速展开工作，迅速破案，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一大批证件、银行卡、公章、银行U盾等作案工具。

　　当时，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中堂公安分局缘何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抽调精干民警去追踪破获一宗这样的案件呢？“疫情期间，群众在网络上的活跃度也随之上升，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犯罪分子也瞄准了这个‘市场’，而他们恰恰就是要利用这些工具进行层层走账、转移赃款。”承办民警黄叔权说。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杜衡博告诉记者，诈骗分子转钱速度快，是挽损追赃难的关键因素。被害人一旦受骗并将钱转到诈骗分子提供的银行卡后，诈骗分子在几分钟内就可以通过网银、第三方支付等途径将该款项进行多级转账和境外取现，达到洗钱的目的。而民警调取资金流水等则要办理一系列正规手续，需要的时间较长，容易导致线索中断。

　　“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我们回访了800多名受害人，损失金额超过800万元，但我们破案后挽回的财产损失不到50万元。以我们今年初办理的一宗电信网络诈骗案为例，我们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追踪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开户行在云南，要冻结嫌疑人账户的资金我们就必须按照正规程序到云南去办理，但等我们赶过去时，‘黄花菜都凉了’。”林明说，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时，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整个打击工作中的痛点、堵点。

　　除此之外，套路越来越深、新型犯罪手段越来越多也是反诈工作中的难点，而与犯罪分子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受害群众的防范意识却并不是很强。去年12月，林明就办理了一宗“糟心”的案件。“我们连续一个月到辖区的一家大型企业开展密集式宣教，并在企业的显眼处张贴了各种防范知识，如企业员工的更衣间等。在这期间，仍然有一名员工被骗了4000多元。明明宣传教育已经做到了，为何还会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林明对受害人进行了回访，而受害人给出的答案，也让林明非常“糟心”。

　　“受害人说宣教知识和海报上只有防范8大类电信诈骗的举措，他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骗他的套路并不在8大类之中。”林明无奈地说，近年来，公安机关打击新型电信诈骗的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但因为“市场”利益的驱使，违法犯罪人员也在不断地“进步”，反诈工作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找病因受害者防诈知识知晓率低

　　去年，厚街公安分局就挽损率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调研和研讨。在调研过程中，厚街公安分局回访了600多名受害人，并请来了心理学专家，分析受害人被骗的心理以及事发前是否接受过宣传。调研的结果和分局的预期非常吻合，多达70%的受害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反诈、防诈宣教。

　　发案类型主要包括四大类：贷款类诈骗占30%、刷单兼职诈骗占20%、冒充网购平台客服占20%、投资理财诈骗占5%左右。受害人年龄阶段上，主要集中在18岁至45岁之间，违法犯罪分子的作案平台也逐渐从电话转移到网络，微信与网络成为了电信诈骗的主要渠道。

　　“电信网络诈骗危害范围极广，不同性别、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均有被诈骗的可能，广义上难以总结受害人群的特点。但是，不同的诈骗类型往往有不同的对象，例如兼职刷单类诈骗的核心对象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人群和学生；贷款类诈骗核心对象是一些急需用钱的人，包括个体户、小企业主等；婚恋交友诈骗对象经常是有婚恋需求的人群，女性被害人占比较高。”杜衡博说，市公安局综合厚街公安分局的试点数据和全市各分局提供的案例、数据进行了总结分析，得出了群众的防诈知识知晓率低是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根本问题。

　　为打破工作困局，今年开始，全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反诈、防诈工作的宣教力度，全市各个分局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既接地气，又入心入脑的宣教举措：洪梅公安分局局长、政委带队走街串巷向群众面对面宣教；南城公安分局向中心城区各大商圈、楼盘小区等人流密集区域投放5000辆安装有反电诈宣传标识的共享单车；塘厦公安分局组建义务“反诈先锋队”紧贴群众进行宣教……

　　寻解法打与防一个都不能少

　　4月21日晚上7点，正在辖区巡逻的厚街公安分局河田社区民警李达新接到了一条紧急指令：河田社区某出租屋内，一刘姓女士极有可能正在被电信诈骗人员“套路”。接到指令后，熟悉社区状况的李达新仅用5分钟就赶到了刘女士的住处。及时叫停了正打算转账的刘女士后，李达新还在现场对刘女士进行了一番教育。

　　“反诈预警系统试点前就已经建成了，但要将科技优势高效落地，就离不开与基层民警的快速联动。”林明告诉记者，成为试点单位后，厚街公安分局将反诈工作与基层警务改革两者进行了有机融合，将系统反诈警情，按照警长的网格信息，进行精准推送，充分发挥警长在辖区的“熟人”效应，最快地到达现场并取得当事人信任。尤其是在反诈应急处置上效果明显。试点4个月期间，厚街公安分局就及时上门“唤醒”了60多名正被“套路”的市民。

　　为破解“打不胜打”的局面，市公安局积极思考，并在实践中开始了反诈、防诈工作的探索，全局工作逐步从“以打为主”逐渐向“打防结合”转变，并在2019年底将厚街公安分局作为防诈试点培育单位进行探索，以总结一批高效、可复制防范机制，为全市打开一条防范之路，实现“厚街创试点，全市共借鉴”目标。

　　在市局的指导和提倡下，全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并结合基层社区警务工作开始去面对面、线上线下的多维度宣教，深入群众生活点、工作、居住点。到目前为止，试点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防范宣教工作举措做得早的分局效果更加明显，如最早开始试点的厚街公安分局今年上半年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增长率仅有7.71%.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社区警务开展精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持续探索建立预警拦截模型，通过加大对高危网络平台和APP的监管力度，在预警劝阻工作方面努力探索方式方法，力争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反制。在打击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两卡’（电话卡、个人银行卡）、‘两号’（微信、QQ）、对公账户、平台及APP等犯罪生态链的研判打击工作，力争从源头上压减该类犯罪；并督促金融、通讯运营商等部门和企业针对存在的行业漏洞及存在问题，加强风控管理，加大技术升级。”杜衡博说，虽然当前公安机关反诈、防诈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措施还不够，面对接下来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的挑战，要在看不见的虚拟世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众人读反诈防诈需各部门合力

　　对于预防电信诈骗，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讲师团导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吕广健并不陌生，他曾经帮助一些受害人进行过心理康复，并针对易受骗人群进行过心理康复方面的探索。

　　吕广健认为，不论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反诈、防诈工作，不能只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需集各界之力共筑防护墙，压缩违法犯罪分子的“市场”。

　　吕广健表示，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有效的宣教覆盖，能让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往往能在遇到电信诈骗时提高人们的警觉。尤其是一些体验式的宣教，如心理剧等，能让人们有更多的启发，接受度也更强。但是，这些工作恰恰不是公安机关的强项，就好比心理剧就需要文化部门予以支持协助，同时也需要基层社区的宣传推广。

　　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管委会主任姚伟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律所每月都能接到5宗左右电信诈骗案件的业务咨询，相比前两年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姚伟也结合案件办理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姚伟认为，从全民反诈、防诈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考虑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运营商，从后台分析，在技术层面进行反制，而不是简单的短信管制；其次是银行方面，应该大力推行实名制，尤其是银行对公账户的开设上应该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同时严惩冒用身份证注册公司开设对公账户的人员。

　　“实际上，防电信诈骗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在银行转账这个环节上，如能守好这一关口，进一步加大把关力度，一定能收到不小的成效。”姚伟说，除此之外，在宣传防范上，体制内的人员首先提升防范意识，之后再对自己家人、朋友进行辐射，再通过志愿者、专职宣传员、网格员、楼道长、民警、协警、辅警对老百姓做宣教。

　　“总之，反诈、防诈工作涉及面广，又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各级部门、各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地做好防范，单靠公安机关是远远不够的。”姚伟说。（来源：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