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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4月29日综合版

　　某通信集团在一次公开招投标中，发现另一家企业拿出了与自己的专利产品雷同的另一款产品，报价还低了一截。交涉未果后，该通信集团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被告迫于确凿的证据，最终承认制造、销售了被诉侵权产品，但拒不认同原告4000万元的高额赔偿请求，双方因赔偿数额僵持不下。而且，在原告已初步提出被告侵权获利的证据后，被告仍拒绝提交相关账册。

　　涉案专利创新性强，如何科学合理确定赔偿额、保护科技创新，最大限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承办法官郭小玲仔细翻阅了被告近3年的年报，加之其拒绝提交账册的行为已构成“举证妨碍”，综合评估侵权持续时间、销售收入、涉案产品平均利润率、专利技术贡献率等因素，全额支持了原告提出的4000万元的赔偿请求。

　　这笔4000万元的判赔，只是广东法院从严保护核心技术的一个缩影。2023年，广东全省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中，发明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数额为98.8万元，超过千万元判赔的有24件，最高判赔数额达到3.17亿元，在62件案件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严惩侵权人。2023年，广东全省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9.1万件，同比减少22.2%；审结各类发明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1.6万件，同比增长超五成。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判决需要一定的周期，不少创新企业被侵权产品以低价抢占市场，有时即使提起诉讼，也落入“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窘境。为此，在依法快审的基础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行为保全、诉讼禁令等措施，提高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在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云台相机”专利侵权案中，深圳中院作出“先行判决+临时禁令”裁判，在侵权事实已查明但损害赔偿部分需要继续审理时，先行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并发出临时禁令，减少侵权行为的危害。

　　面对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技术调查室、建成技术调查实验室，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实验室按学科门类分为机械电子室、医药化工室和防护室，设备包含了无人机、空压机、红外光谱仪等。技术调查官赵军介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断健全“技术调查官+技术顾问+技术专家”多元技术事实查明机制，还联合广州开发区发起“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技术专家人才库”，从高校、院所和高新企业遴选组建了320多人的院外专家队伍。2023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办案2283件，同比增长80.62%。

　　近年来，广东各级法院逐步探索出包括技术调查官、专家咨询、专家陪审员、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等制度，从法院内部、当事人及第三方全方位开展技术事实查明，为知识产权提供更高标准、更精细、更专业的法治保障。

　　目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5家单位联合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省级层面对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信用监管、惩戒机制；与省内多个地市市场监管局建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建立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以依法履职持续构建和完善协同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