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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发布《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审判工作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对2010年至2020年十年以来该院判决的全部黑社会性质案件进行全面分析，并针对后“扫黑除恶”时代构建“防范和打击并存”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辖区人口构成复杂，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海珠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征远参加了上述发布会。据介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辖区是华南互联网企业集聚地，区内有腾讯、阿里巴巴、国美、复星、小米、唯品会等一大批互联网龙头企业，同时还有广交会、大型批发市场等一批传统企业和数量众多的城中村，居住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有的乡村向“城中村”演变，经济转型、人口流动变化等直接导致刑事案件类型多样化，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案件数量分布不均衡，异地办理成为常态

　　记者获悉，十年期间，海珠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数量共36件13个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018年至2020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受理的全部涉黑性质组织案共计6件。从不同年份的案件数量分布来看，总体呈不均衡态势，2012年至2014年因广东开展“三打两建”专项行动，2018年至2020年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海珠法院受理的涉黑案件明显多于其他年份。

　　周征远针对该院近十年来的涉黑案件类型、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一种是纯农村型涉黑组织，像从化黄建堂案，控制基层政权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第二种是城乡结合型的涉黑组织；第三种是繁华都市型涉黑组织，控制市场交易、市场要素流通和金融资金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周征远说。

从化黄建堂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情况。通讯员供图

　　此外，受理的全部13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刑事案件，8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案发于外区。异地用警侦办、异地审判是此类案件的常态化做法。

　　记者了解到，36件涉黑案件中，主犯受审时控、辩对抗非常激烈，辩护人全部都有申请非法证据排除。

　　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程度越高，对暴力的依赖程度越低

　　据白皮书披露，海珠法院受理的36件涉黑案件，均涉及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杀人、强迫交易等暴力性的刑罚罪名。

　　涉黑组织发展的全过程均具有暴力罪行，区别仅在于暴力的程度有所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初期，以直接武力争夺为特点的“硬暴力”比较明显；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后期，暴力的隐蔽色彩更为浓厚，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程度越高，对暴力的依赖程度越低。

　　“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到中级、高级阶段时，就会以控制某个行业，或者腐蚀地方政治生态为主，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很少打打杀杀了。”周征远说。

　　涉黑案超六成涉及行贿犯罪

　　过半罪犯为失业人员或“前科劣迹”人员

　　据白皮书介绍，海珠法院十年来受理的涉黑案件中超六成涉及行贿类犯罪。从职务及层次而言，行贿对象上至省级机关主要领导，下至派出所辅警、会展中心保安。这些“保护伞”均利用自身职权或地位给黑社会性质组织予以庇护或支持。

　　“比如施华兵案是初级涉黑组织，他的保护伞就是辅警。他开地下赌场，希望得到一些通风报信。”周征远说。

施华兵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情。通讯员供图

　　另据统计，在该院审理的36件涉黑案件288名罪犯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有246人，占比超八成；受教育程度较低，属失业人员和“前科劣迹”人员的有162人，占比56.25%，构成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基础力量。

　　过半涉黑组织早期通过赌博或开设赌场积累原始资金

　　记者了解到，就司法实践而言，一般10人以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属于小规模、初级状态；10人至30人的组织为中等规模；超30人可认定为超过中等规模，逐步向大规模发展。

　　近五年来，海珠法院受理案件中的典型涉黑组织均已达到中等规模以上。从该院十年来全部涉黑犯罪案例看，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犯罪利润后，完成原始积累，再依托公司或其他组织，隐蔽化地谋求或巩固自身在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垄断优势。

　　周征远介绍，过半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早期是通过开设赌场或赌博积累到原始资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个共性就是多数都涉足赌博，因为赌场的抽水是非常惊人的，来钱快。”

　　“发展到中、高级阶段就需要控制某个行业了。比如‘谭霖案’，他行贿了原省纪委副书记，后来又行贿了老家县委书记，想要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的执照和许可，试图垄断当地的民间借贷业。”周征远称。

谭霖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通讯员供图

　　要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

　　加强复合型办案人才培养

　　周征远介绍，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海珠区的暴力型警情明显下降。其中“双抢”案件已经从之前的每年过百件下降至每年十几件，下降幅度非常大。

　　如何构建后“扫黑除恶”时代的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周征远认为，一是要坚持群防群治，充分运用新“枫桥经验”，强化群众参与，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通过群众参与实现违法犯罪的预防；二是要由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借助大数据分析的理念，利用各类数据线索、数据资源有效防控风险；三是擅于提级或异地侦办案件，从而真正起到“打伞”的作用；四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培训，提高公检法人员对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及背后业务逻辑的深入了解，加大跨界人才的培养力度；五是强化纪委监委、政法部门联动，多部门参与，建立共建共治的高效机制等。

　　“比如说网络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人员如果不懂网络怎么打击？还有套路贷案件，首先办案人员要对小额贷款这个行业熟悉，不然办不下去。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周征远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