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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您能帮帮忙尽快处理吗？我们父亲因车祸去世，已经够难受了，还要一直处理这个事情，真的太痛苦了……”近日，一通充满无助的求助电话，开启了湛江中院吴春蕾法官长达两个多月的“电话调解”征程。

　　面对涉及四方当事人的复杂交通事故理赔案，吴春蕾法官通过百余通电话沟通、云端调解等创新方式，最终促成四方达成调解协议，让痛失亲人的家属在司法温情中重获生活希望。这场跨越三地的“云端调解”，不仅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深厚情怀。

　　一场本应发回重审的理赔案

　　2024年6月，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自行车相撞，导致自行车驾驶人邓某不幸身亡。由于受害人家属不清楚挂车投保情况，一审时遗漏了挂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请求，仅处理了牵引车的保险赔偿。结果，牵引车的保险公司承担了超额赔偿责任，遂上诉至湛江中院。

　　“这种情况，原告自身诉讼请求存在缺漏，二审即便查明事实也无法直接改判，需要发回重审，但当事人又得走一遍司法程序，费时又费力，死者家属本身已经很难受了，这不是给他们添堵吗？”2025年1月，湛江中院承办法官吴春蕾在接到该案后就一直反复思考要如何妥善处理才能有利于实质化解当事人的矛盾，让各方当事人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于是吴春蕾法官尝试开展调解工作。

　　“电话轰炸”背后的司法温度

　　但调解工作困难重重，本案涉及四方当事人，其中一方是死者家属，两家保险公司均为外地公司，二审开庭时仅上诉方牵引车的保险公司到庭。

　　吴春蕾法官没有放弃，庭后立即开启“电话调解”模式。致电挂车方的保险公司询问能否调解。

　　“法官，这个情况我们公司需要核实一下……”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三天过去了，保险公司依然杳无音信。

　　“乔经理，你们核实得怎么样啦？能不能调解呢？”

　　“乔经理，按照法律规定，主挂车应视为一体，挂车的第三者责任险你们肯定是要进行理赔的，现在法院让你们调解好也是为了能尽早结案，免得你们又要特意来湛江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怎么样？”

　　“乔经理，今天公司流程走到哪一步了？家属这边等得很着急啊。”

　　电话一个接一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对方说“负责人不在”，她就记下时间再打；电话被他人转接，她也不厌其烦地重复案情。

　　连续十多天的“电话攻势”后，保险公司的态度终于松动。“法官，您说得对。”电话那头，乔经理的语气明显不同了，“公司研究过了，既然早晚都要赔，不如一次性解决，我们愿意与牵引车的保险公司按比例支付赔偿款。”

　　拿下挂车保险公司后，吴春蕾法官又马不停蹄地做牵引车保险公司的工作：“现在挂车方保险公司同意调解，你们公司上诉时也有疏忽，把挂车方10万保额看错成100万，浪费了上诉费，现在调解，既能减轻赔付压力，还能退一半上诉费，怎么样？”

　　“好的，法官，我跟公司申请一下。”吴春蕾法官又开始等待牵引车的保险公司的答复。与此同时，吴春蕾法官也在同死者家属进行沟通，安抚他们情绪，告知目前案件调解进度。

　　“云端握手”解民忧

　　2025年4月，在吴春蕾法官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下，各方终于同意调解。

　　为了让当事人少跑腿，吴春蕾法官采用“线上确认”模式。她通过电子邮件与各方确认调解条款，利用在线平台组织“云调解”。当四方当事人隔空“握手言和”时，这起让家属煎熬的纠纷终于画上句号。

　　从最初保险公司拒不到庭、消极应对，到最终各方达成调解、积极赔付，这一转变生动展现了湛江中院始终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实践成果。据悉，目前死者家属已经收到各保险公司的赔付，吴春蕾法官也就心满意足地结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