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公私域流量边界模糊所引发的新型纠纷日益凸显，成为平台经济治理的重要课题。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院长宋伟莉担任主审法官，创新运用“裁判思维引导调解、调解成果反哺裁判”模式，成功调解一起流量经济领域诉讼标的超300万元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将裁判规则预释、行业惯例标准融入调解过程，通过“裁判+调解”双轨并行机制，在柔性化解纠纷的同时实现规则输出，为数字经济领域纠纷解决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式调解”司法范本。

　　原告平台依托熟人社交信任链，通过推手在微信、小红书等私域场景分享商品，构建起低成本拉新与高效复购的商业模式，并以“一人一账号”“禁止未经授权公域推广”“差异化佣金结算机制”等协议规则区分管控公私域流量。

　　然而，被告通过租借40余个“个人推手”账号组成矩阵，伪造平台授权文件后在公域广告平台批量投放引流链接，以“个人推手”名义申请高比例佣金结算，累计套利300余万元。

　　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关于禁止公域流量推广的约定，破坏了公域流量推广生态，主张被告退还所有佣金，并解除协议。被告则抗辩称，服务协议中没有明确禁止这种推广行为。

　　“本案表面上是关于佣金的争议，背后却是数字经济时代的规则之争。”面对这起百万流量纠纷，宋伟莉认为，不能简单判输赢、分对错，要在保护创新和维护规则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案情研判中，宋伟莉在笔记本上画了3个大问号：平台服务协议是否产生效力？被告用40多个账号利用公域流量推广算不算违约？300余万元佣金该怎么计算损失？

　　审判团队带着问题找证据。首先，审查协议内容。平台协议有列举部分禁止的“公域推广方式”，但没有对公私域流量推广进行明确界分，对于用户的推广方式并没有清晰指引。其次，深入调查取证。根据公安询问笔录，被告在明知平台区分结算规则的情况下，通过操作大量个人账号和伪造文件进行实质上的机构推广，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最后，细查证据内容。根据被告与原告客服的聊天记录，在被告报备多账号及询问推广方式时，原告未及时核查并明确禁止，存在监管过失，对损失的扩大存在过错。

　　通过组织多轮证据交换与事实梳理，调研公私域流量分层推广的商业逻辑，分析被告的行为动机、主观恶意，最终锁定了被告“伪造授权文件、刻意规避规则、主观恶意套利”，以及原告的服务协议条款不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实际获利等核心事实。

　　为强化释法说理实效，审判团队在调解过程中同步制作了包含三大裁判要点的预案。

　　结合裁判思维，法官对原告耐心劝道：“平台条款规定对个人推手和机构推手进行差异化结算，并不等同于禁止公域流量推广。而且你们确实因为被告的推广行为获益，对于你们的损失，要如何量化举证也不容易。另外，被告在和你们的客服沟通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明确指引，对于这部分损失也要承担扩大责任。”

　　对于被告，法官也严厉指出：“你作为专业推广者，明知平台对于个人推手和机构推手的佣金进行差异化结算，还通过租借账号的方式规避平台规则，属于明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另外，伪造公章授权更是涉嫌违法，主观恶意明显，如果真要判决，可能不仅要退还佣金，还要进行赔偿。”

　　法官团队还给当事人算了一笔账：一方面，被告通过公域流量推广进行私域流量套利，根据公私域推广的佣金结算规则差异，在他实际获取的300多万元佣金中，有100多万元属于违规获利。另一方面，因被告的推广客观上促成真实交易，为原告带来商品销售收入。原告因交易达成获得的商品差价利润属于“违约带来的直接收益”，应该进行损益相抵。

　　结合裁判预案，法官经过多轮融合法律释明、行业规则导入与利益平衡的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返还100万元佣金+解除协议”的一揽子调解方案。

　　至此，当初的3个问号变成了清晰的调解结果——没有开庭，没有对抗，却把法律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本案通过“预案先行明确法律底线、规则导入规范商业逻辑、利益平衡修复市场关系”的模式，既破解了新兴领域“调无依据、判无先例”的司法困境，又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案结事了+规则确立”的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