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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9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五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案例一：首次明确具有担保功能的备用信用证的法律适用规则 严格把握独立保函欺诈认定标准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马尼拉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工）为履行菲律宾境内的施工合同，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申请开立履约备用信用证，受益人为D.M.康松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松吉公司），金额约2300万美元。江苏银行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马尼拉分行（以下简称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开立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备用信用证》后，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以康松吉公司为受益人开具了金额约230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备用信用证》。履约过程中，康松吉公司向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索赔约2300万美元，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请求江苏银行付款。因中国电工仅同意支付约730万美元，江苏银行遂向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支付了730万美元，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亦将该笔款项支付给康松吉公司。2017年5月11日，康松吉公司与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达成和解，和解内容涉及案涉《备用信用证》和案外另一份《备用信用证》。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根据该《和解协议》向康松吉公司支付了600万美元。康松吉公司承诺撤销其在《备用信用证》项下的索赔。康松吉公司向中国电工实际退回约730万美元。此后，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向江苏银行发送律师函，请求江苏银行支付反担保备用信用证项下600万美元款项及利息。中国电工以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存在欺诈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江苏银行止付。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经审理认为，首先，案涉《备用信用证》《反担保备用信用证》具有担保功能，均载明见索即付，属于中国法下的独立保函，应当适用独立保函的相关司法裁判规则。康松吉公司在《备用信用证》项下提出索赔并交单，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在《反担保备用信用证》项下提出索赔并交单。江苏银行作为《反担保备用信用证》的开立人未按照《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ISP98）第5.01条的规定通知拒付，其负有到期付款义务。其次，康松吉公司与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签订《和解协议》，解决的是《备用信用证》的索赔问题，并不涉及《反担保备用信用证》。《和解协议》中，康松吉公司承诺放弃向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索赔是以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支付600万美元的对价为前提，不属于撤销索赔。由于《反担保备用信用证》独立于《备用信用证》，江苏银行在《反担保备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并不因《备用信用证》的偿付安排而消灭。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中国电工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合同中越来越多使用相关金融担保工具保障合同各方利益。除独立保函外，备用信用证也是国际上较为常见的工具之一，但中国法下并无备用信用证的概念，更无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通过审理本案，首次明确了具有担保功能的备用信用证属于独立保函，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今后涉及备用信用证案件的审理提供裁判指引。同时，本案的审理进一步强调了独立保函作为常见国际商事交易保障工具的独立性。国际工程项目建设实践中，开立独立保函的银行往往需要其他银行提供反担保，并由其他银行开立反担保独立保函。对于反担保保函受益人的银行在索赔遭拒时，其为保障自身利益与相关方达成和解协议、放弃部分权利的，人民法院不能仅以此为由认定反担保保函受益人存在独立保函欺诈。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准确适用法律，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增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国际贸易秩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案例二：破解跨境鉴定难题 护航企业投入“一带一路”建设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中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程公司）从江苏中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公司）处购买光伏组件，安装于其投资建设的位于非洲加纳共和国的某发电站内。因并网发电后功率不达标，晓程公司认为对方提供的光伏组件质量不合格，遂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环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赔偿经济损失。诉讼中双方就光伏组件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成因存在较大争议，故在法院组织下对案涉8099块组件进行了跨境司法鉴定。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鉴定方式，在明确8099块光伏组件为鉴定范围后，因鉴定范围过大、现场位于境外且环境过于复杂，如对组件一一进行鉴定，客观上几乎无法完成。法院经与双方当事人及鉴定机构共同协商，最终选择采用了境外现场检测与国内实验室鉴定相结合、以部分推及整体质量水平的鉴定方式。

　　根据鉴定结果，8099块组件中发电量不符合约定发电功率的组件为：现场a、c区全部不符合，b区有91.75%不符合；不符合约定的情形有三种，即组件出厂时本身的质量缺陷、电势诱导衰减（PID）以及组件、电池等在长途运输、安装和运维过程中造成的破坏。但鉴定机构无法对上述原因力的大小占比进行量化，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表示，可以对各区域质量不合格原因力进行排序：对于a、b区，原因力从大至小排序为PID、自身质量缺陷、运维和安装等其他原因；对于c区，原因力从大至小排序为PID、运维和安装等其他原因、自身质量缺陷。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及鉴定意见，酌情确定可归结于卖方中环公司的原因力大小为：对于a、b区责任比例为35%；对于c区责任比例为10%，并以此比例计算中环公司应分担的赔偿损失金额。后经法院委托造价鉴定，最终确定中环公司应赔偿晓程公司经济损失1093585.47元及利息损失。

　　晓程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7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内新能源产业经常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合作中产生争议往往涉及有关工程或设备的鉴定，人民法院处理此类争议，就需要组织开展跨境鉴定工作。跨境鉴定在此类案件中扮演着“技术钥匙”的角色，鉴定结论直接决定着违约事实的准确认定与损失分担的正确判定，是破解跨国交易难题、平衡当事人权益的关键抓手。本案系北京市首例涉跨境司法鉴定的案件。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组织当事人认真研究鉴定方案，跨越技术鸿沟，积极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此次跨境鉴定的成功开展以及本案的顺利审结，为开展跨境鉴定积累了有益经验，提供了有效的示范和路径指引，也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同时发挥了司法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利益共享的重要作用。

　　案例三：根据中新法律查明备忘录查明新加坡法律 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民事判决

　　——金麦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基本案情】

　　2022年3月，金麦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麦公司）因合同纠纷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包括中国籍公民林某、肖某在内的七个被告共同还款665万美元。新加坡高等法院通过司法协助向林某、肖某完成送达，并定于2022年9月22日对被告林某开庭审理。由于林某未到庭，该院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13号指令作出411/ 2022号民事判决，判令林某支付665万美元。后又定于2023年2月14日对被告肖某开庭审理，由于肖某未到庭，该院根据同一指令作出47/2023号民事判决，判令肖某支付665万美元。前述第13号指令的内容如下：“1.（1）凡令状注明只就一笔经算定的索求款项而针对被告提出的申索，如该被告没有应诉，则原告可在应诉时限过后，就一笔不超过令状所申索的索求款额的款项以及讼费，登录被告败诉的最终判决，并可针对其他被告（如有）继续进行有关诉讼。（2）就本规则而言，不得仅因申索的一部分是申索令状日期后累计的未有明确利率的利息（任何此等利息应自令状日期起计算至判决登录日期，年利率为6%或首席大法官可能不时指示的其他利率），而不将该申索视作就一笔经算定的索求款项提出的申索。”由于肖某的住所位于苏州，故金麦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47/2023号民事判决。

　　【裁判结果】

　　因本案涉及对新加坡《法庭规则》的解读，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法律查明合作谅解备忘录》）提出法律查明请求。根据该备忘录第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向新加坡最高法院转递了该请求。2024年12月10日，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具了《关于法律查明与意见请求书的答复》。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自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签订《关于承认和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以下简称《金钱判决备忘录》）以来，两国法院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因此，可以认定我国与新加坡之间就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存在互惠关系，本案可依据互惠原则进行审查。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应以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金钱判决备忘录》第七条明确，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根据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具的《关于法律查明与意见请求书的答复》法律意见，一方面，本案金麦公司对肖某的诉讼请求是经算定的款项，肖某经合法传唤未应诉，因此基于第13号指令所作出的判决自作出之日起即已生效，且可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原告可获得针对未应诉被告的缺席判决，而针对其他被告的诉讼可继续进行，针对部分被告的缺席判决之生效，独立于针对其他被告继续进行的诉讼中所作出的在后裁决。除非经被告申请并遭法院撤销，否则该缺席判决为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对判决中的被告具有约束力。据此，法院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承认和执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法院民商事判决的典型案例。2022年4月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最高法院签署的《法律查明合作谅解备忘录》生效，就加强两国法院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查明对方法律提供便利，增强外国法查明的双边合作达成共识。本案中，中国法院首次启动请求查明新加坡法律的相关程序，并得到新加坡法院的积极回应，确保了对该国法律理解和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此基础上，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国际商事法庭）适用互惠原则，依法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民事判决，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据《法律查明合作谅解备忘录》请求查明新加坡法律的重要司法实践，对深化两国司法协助与交流合作、促进友好关系发展、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准确界定中蒙双边条约范围 依法承认和执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仲裁裁决

　　——蒙俄合资有色金属国有企业与西洲（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蒙俄合资有色金属国有企业（以下简称蒙俄金属企业）与西洲（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洲科技公司）于2020年5月5日签订《铁矿石出口协议》。后蒙俄金属企业与西洲科技公司因履行该协议产生争议，蒙俄金属企业依据协议约定向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受理后，向西洲科技公司的注册地址邮寄了蒙俄金属企业的申请书及仲裁程序文件，西洲科技公司签收，但未提交任何回复，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于2022年12月16日在西洲科技公司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并作出终局仲裁裁决书，裁决西洲科技公司应向蒙俄金属企业支付剩余货款172702.10美元、违约金55782.78美元及仲裁费用7113美元。因西洲科技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蒙俄金属企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仲裁裁决由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在蒙古国境内作出，系蒙古国仲裁裁决。我国与蒙古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缔约国，亦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以下简称《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纽约公约》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根据《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第十七条关于“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范围”规定，条约的承认与执行范围包括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对财产性或非财产性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该条约第二条规定：“在该条约中，‘主管机关’系指法院、检察院和其他主管民事或刑事案件的机关。”该条内容未直接明确“主管机关”是否包含仲裁机构。经查阅相关谈判记录、条约草案等，可以确定“主管机关”不包含仲裁机构，故本案不适用《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应当适用《纽约公约》进行审查。经审查，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纽约公约》规定的不予承认与执行的情形，故法院裁定承认和执行蒙古国国际仲裁中心案涉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蒙古国系“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共建国家之一，中蒙两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经贸往来。我国和蒙古国虽然签订《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仅包括民事裁判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的内容，未规定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国际商事法庭）根据条约解释的相关规则，准确认定《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所涉“主管机关”不包含仲裁机构，进而明确应依据《纽约公约》对案涉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进行审查。本案厘清了《纽约公约》和《中蒙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关系，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蒙古国仲裁裁决的审查依据。本案的高效审结，有效增进了国际经贸、人员往来的互信基础，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司法协助水平。同时，本案对于准确适用国际规则、全方位服务保障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五：构建全链条国际商贸争端解纷模式 助力中外企业修复关系“和合共赢”

　　——Agerratum有限责任公司与特思味（厦门）食品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涉金砖国家外国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俄罗斯Agerratum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gerratum公司）向特思味（厦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思味厦门公司）购买速冻茄子块，约定因合同引起或与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分歧或要求，包括合同的履行、违约、终止或无效等，应由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以下简称俄罗斯商事仲裁院）根据其适用规则和条例解决。仲裁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2023年5月，Agerratum公司以特思味厦门公司未履行全部交货义务为由，向俄罗斯商事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索赔173327.5美元。2023年11月，俄罗斯商事仲裁院在莫斯科作出第M-80/2023号仲裁裁决：特思味厦门公司向Agerratum公司偿付本金71250美元、罚金28500美元、仲裁费用10876.95美元。仲裁过程中及裁决作出后，特思味厦门公司未到庭，也没有履行裁决义务。

　　2024年11月，Agerratum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上述外国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案涉仲裁裁决由俄罗斯商事仲裁院在俄罗斯作出，中国和俄罗斯均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本案应适用《纽约公约》判断是否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经审查，案涉仲裁裁决不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之情形，该院依法当庭裁定予以承认与执行。此后，双方当事人又在法庭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特思味厦门公司向Agerra?tum公司分期支付款项，双方当事人全面履行了该和解协议，并继续开展跨境贸易合作业务。

　　【典型意义】

　　高效率地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已成为评价一国营商环境是否良好的重要标志。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全面准确适用《纽约公约》。进一步明确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厘定“适当通知义务”，切实践行《纽约公约》“有利于仲裁执行”理念，展现了我国遵守国际公约的契约精神；二是体现专业化、国际化水平。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国际商事法庭）选择熟悉金砖国家商贸规则的人民陪审员组成本案合议庭，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依法高效审结案件，并且当庭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三是构建全链条国际商贸争端解纷模式。法庭在当庭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外国仲裁裁决后，又出具执前督促履行义务通知书，实现与执前调解的有机衔接，促使中外当事人当庭达成和解协议，助力修复双方经贸关系，以个案的小切口，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实践范本，促进金砖经贸合作的软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