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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47.9万件，是前五年的2.6倍；2024年前11个月，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7万余件。

　　◆为进一步加大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力度，最高检于2024年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高质效办好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攻坚行动”。

　　◆2024年前11个月，检察机关加大对“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涉企监管执法问题的监督，共办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2万余件，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5亿余元。

　　在“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下，行政检察工作近年来迸发出新活力：2019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47.9万件，是前五年的2.6倍；2024年前11个月，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7万余件……

　　今年1月，2024年度十大检察新闻评选结果揭晓，“最高检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行政检察工作，行政检察办案数量持续增长，办案程序不断规范”当选引人关注。而此时，行政检察“单设机构”刚满六年。

　　行政检察发展驶入快车道释放了哪些信号？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进一步挖掘行政检察工作潜能？

　　保障诉权有效行使

　　2024年11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专项工作报告”），这是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表示，行政诉讼监督是行政检察的“基本盘”与“看家本领”，肩负着监督制约公权力运行、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促进审判机关依法审判、倒逼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任。

　　专项工作报告中的这组数据让高子程印象深刻——2019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受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8.7万件，是前五年的2.9倍，年均上升22%；2024年前11个月，共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2万余件；2019年1月至2024年9月，依法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2781件，对法院立案不当、适用审判程序错误、超期审理、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措施、违法送达等问题提出检察建议，采纳率99%。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的办理质效是行政诉讼监督成效‘可视化’的体现之一：纵向看，办案数量呈攀升趋势；横向看，检察建议保持了高采纳率的状态，表明监督力度持续强化。”高子程说。

　　“近年来，当事人不服法院行政生效裁判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案件明显增加，一方面源于法治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事人对法治的信赖。”高子程认为，检察机关强化生效裁判监督与审判活动监督，以检察监督刚性打破了老百姓心中“民告官，难于上青天”的固有认识，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诉权的有效行使，畅通了权利救济渠道。

　　记者从最高检行政检察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大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力度，最高检于2024年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高质效办好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攻坚行动”（下称“攻坚行动”）。

　　“实践中，行政争议、行政申诉往往持续时间较长、案情复杂。”在高子程看来，“攻坚行动”是最高检进一步聚焦行政审判、行政执法领域深层次问题，提升行政检察监督精准度和深度的“利器”，也是检察机关更牢守好“诉讼内”监督这块重心阵地的具体抓手，其推出的硬实举措必将大力提升监督质效，警示和促进每一个案件的高质量办理，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公平正义。

　　打响“与民同行”品牌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提振了民营企业的信心，更激励各行各业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一直以来，行政检察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聚焦产权保护、社会信用、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加强涉企行政诉讼和执行监督。2024年前11个月，检察机关加大对“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涉企监管执法问题的监督，共办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2万余件，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5亿余元。

　　2024年6月，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三十七中学教师吴庆芝受最高检邀请赴福建视察行政检察工作，对当地检察机关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做法印象深刻：地处民营经济最早的发轫地之一，福建省检察院出台18条措施服务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开展“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泉州检察机关从“亲”字突破、在“清”处用心，构建“亲清”检商关系；厦门检察机关以数智赋能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服务保障企业创新发展……

　　“行政检察热度、口碑持续增长，破解了虚假婚姻登记、促进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治理、助推根治欠薪、保护耕地等难题。”吴庆芝说，以福建姚某“离不掉的婚”等为代表的一批切实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典型案件，打响了“与民同行”招牌，可以说是行政检察职能具象化的“说明书”。

　　五旬工人工作中发病返家后猝死，争议持续4年，内蒙古检察机关成功抗诉，最终家属足额获取了工伤保险待遇；浙江检察机关研发督促执法机关纠正“小过重罚”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动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罚、过罚相当；小饭馆里的打斗引发行政诉讼，山东检察机关发现新证据，依法抗诉“唤醒”治安管理处罚领域的“正当防卫”……一件件百姓“叫好”的案件，不断擦亮行政检察为民服务的“名片”。

　　随着对基层行政检察案件办理的深入了解，吴庆芝更觉法治教育任重道远：“行政检察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行政机关，守护着‘民’与‘官’的天平，关系千家万户，但与其他检察职能及本身持续增长的案件数量相比，其履职办案故事挖掘仍有很大空间。希望行政检察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听到、感受到，提升公众依法维权意识。”

　　为深化检察改革蓄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这也是检察机关纵深推进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协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行政检察在推进行刑反向衔接中担负着牵头责任——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并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防止当罚不罚。

　　面对这一新业务，为保障和规范反向衔接案件办理，最高检于2023年印发《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2024年又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北庚表示，行政检察深化拓展“诉讼外”监督新职能，创新新机制，探索新方法，统筹推进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不断完善监督体系，是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的又一生动体现。

　　“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在国家整体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有了新提升，迎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期，是未来检察改革的一支‘潜力股’。”在肖北庚看来，传统行政检察受限于“诉讼内”监督，对行政违法行为缺乏深层次监督，实践中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未被监督的情形。而新时代行政检察稳慎探索“诉讼外”监督，弥补了上述不足，以闭环衔接体系完善了社会治理的“法治链条”。

　　对于行政检察如何进一步“蓄力”，肖北庚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检察监督范围、方式、调查核实权、检察意见效力等提供法治化保障；深化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横向上丰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领域和行为类型，纵向上深化对违法行政行为全过程监督，促进预防性制度建设和完善；行刑衔接中，也要监督“既刑又罚”问题，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行政检察专项工作报告，给予有力监督和支持，为今后一个时期行政检察工作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最高检检委会委员、行政检察厅厅长张相军表示，行政检察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全面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强化高质效履职办案，在破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力问题上持续发力，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