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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期间在工厂车间干过暑期工；大学毕业后开过淘宝店，摆过地摊；到一家外贸公司打工，千余元的月薪竟还被克扣过300块……这种标准打工仔的经历，也是广州市花都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周海涛的真实人生经历。曾经打工，更能理解打工生涯的人情冷暖，如今他在办理涉民生类执行案件时，保有着时刻为打工仔们着想的情怀。“多打几通电话，多发几次短信追一追案子进展，哪怕只是多追回来一两千块钱，对工人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

　　法官印象

　　走廊里，地板上，全是案卷

　　1986年出生的周海涛是江西人，给人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穿着朴素，但走路带风，语速飞快。跟着他出去办案，步子慢了容易跟不上。

　　周海涛的办公室，是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间。除了一张办公桌、一个靠墙的铁皮文件柜，局促的空间内再难容得下其他设施。铁皮文件柜已满，周海涛办理过的上千件执行案件的卷宗，只能贴墙根码放在房间地板上，甚至堆放在屋外的走廊边，蔚为壮观。

　　周海涛和一名助理相对而坐办公，两台电脑上，满屏是180余件在办案件的进展记录。桌上的两部电话机，在记者采访期间此起彼伏地响起，每隔几分钟就会进来一个电话。

　　“没办法，执行的工作就是这么繁重。”周海涛说，处理大量的在办执行案件，是件很耗费脑力的事情。最忙的时候，一天的电话都接不过来。每打进来一个电话，周海涛都得用最快的速度从脑海里“调出”基本案情、目前进展。

　　“如果当事人电话打进来了，你还要去翻卷宗，那效率就太低了，这样一天处理不了几单事情。”说话间，周海涛目光从文件架上扫过，几秒钟内准确抽出了一个卷宗，递给助理去答复电话那头催进展的申请人。

　　打工经历

　　大学毕业后做过淘宝、摆过地摊

　　周海涛毕业于江西当地一所大学，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曾利用暑假到工厂当过暑期工。大学毕业后，学法律出身的他选择了先到浙江义乌闯一闯，开过淘宝店、摆过地摊，“想看看有没有创业机会”。后来，周海涛应聘进义乌一家外贸公司打工，每个月工资1000余元，结果发到手只有700块。

　　在这样的状态下，周海涛一边打工，一边准备司法考试。后来他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2011年考进了广东清远阳山县人民法院，成为粤北山区这家县法院执行局的一名法官。2013年，周海涛被选调到了广州市花都区法院执行局工作，并逐渐开始独立办案。

　　从2014年至今，周海涛在花都法院工作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办结执行案件2272宗，年均办案量达500余件。

　　办案故事

　　为479名工人追回800多万赔偿金

　　2014年，广州市花都区某老牌鞋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老板跑路，只留下一批生产设备和半成品，479名鞋厂员工被拖欠了300多万元工资及1000多万元补偿金没有着落。

　　劳动仲裁生效后，工人们陆续向花都区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500多宗涉及该鞋厂的执行案件都转到了周海涛手里，他带头制定周密的执行方案，迅速通过向银行、房管等部门查询及现场走访等方式调查该鞋厂的财产线索。

　　经对被查控到的设备、产品进行评估拍卖，所得款项400多万元兑付了工人们的全额工资及1%的经济补偿金。周海涛说，该鞋厂在当地经营了20多年，很多员工是从小姑娘干到阿姨，从小伙子干到大叔，可以说是为企业奉献了整个青春，“对厂子非常有感情”。结果到头来鞋厂倒闭，479名工人瞬间失业，许多员工年纪大了，很难再找到较好的工作。拿到手的那1%的经济补偿金，成了杯水车薪。

　　为了使多年劳作的工人们的经济补偿金得到足额受偿，周海涛带队继续深挖线索，调查发现该鞋厂名下还有不动产，但已被其他法院查封并准备拍卖，另两名债权人对该笔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周海涛为此多次与该家外地法院沟通协调，“磨破了嘴皮子”，终于从中争取到400万元。

　　2018年春节前夕，该笔案款打到了花都法院代管账户。周海涛立即加班加点带领团队为鞋厂的479名失业工人办理领款手续。工人们在春节前领到一笔补偿金，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

　　他的经验

　　第一时间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 坐不了飞机会主动还钱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劳动欠薪、工伤赔偿……周海涛手中要办的执行案件各种各样，让他觉得最难处理的还是欠薪和工伤赔偿类案件。“因为这类案件会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他们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老板一跑路，拿不到钱对生活影响就很大。”

　　进入强制执行的案件，有的是老板恶意逃避债务，有的则是企业确实没钱没能力履行。“但申请人往往对法院的期待是很高的。”周海涛说，有时候各种措施都用尽了，依然执行不能，有的当事人不一定会理解，“会天天追着你，给你打电话”。

　　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周海涛总结出一套经验，案子只要到了他手里，一查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支付欠款，“第一时间就把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各种执行手段都用上，越快越好”。周海涛说，一宗执行案件的期限也就6个月，如果执行起来没有效率，对方会逍遥法外，“想干嘛还在干嘛”。“但一旦被列入名单了，坐不了飞机、高铁，有了压力，才会主动来还钱。”

　　周海涛坦言，在执行过程中，法官也难免会感受到一定压力。“有的压力是来自程序方面，对方请律师针对执行的各个细节提出异议、挑错；也有被执行人直接打电话过来，暴跳如雷、骂脏话。”周海涛透露，甚至会打电话威胁、干扰办案，“执行法官的确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

　　除了来自被执行人的压力，让执行法官最尴尬的，有时还得面临申请人的不理解。“申请执行1万块，执行到位8000块，申请人还是不满意或不理解。”周海涛说，面对来自双方的不理解和不满意，执行法官有时候就像个“夹心饼”，“需要强大的内心”。

　　一年办理500多宗执行案件，让周海涛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为缓解压力，他下班后最喜欢去花都湖跑步放松，或回到家逗逗小孩，“忙忙碌碌，很充实”。

　　今年8月16日上午，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周海涛拎起公文包，检查好执法记录仪，又火急火燎地赶到一家公司去了。当天下午据花都区法院反馈，被执行人到法院履行了还款义务。

　　（记者 吴笋林 通讯员 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