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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一个多月出所，心里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回到爸妈身边，但又害怕他们能不能真心接受我。而且像我坐了几年牢，出去后能做什么？”服刑人员金勇说。“有时想不通，就想逃避改造，上课人坐在那，但也听不下……”另一名服刑人员王涛说。

    与此相印证的是，一项数据表明，近七成违反监规纪律行为是余刑三个月以下的短余刑服刑人员所为，其在此期间主要表现为“服刑意识差，惰性强，无理取闹频繁，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等。

    2016年，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下简称“未管所”）等六家单位被选为全省监狱系统前期规范单位，成立出监（分）监区，对临出监服刑人员进行三个月集中管理和教育。该监区月均押犯在200人左右，将这些短余刑服刑人员集中在一起，管理难度不小。

    笔者在未管所出所监区采访发现，像金勇、王涛临出所时面临的“纠结”，在这些即将刑满释放的未成年犯中非常普遍。即将刑满释放，“问题少年”有哪些担忧？他们在出所监区如何度过回家的“最后三个月”？

    “小霸王”——

    从好勇斗狠

    到勇于面对自己

    金勇是因聚众斗殴并致一人死亡进的未管所。那一年，他16岁不到，正值青春年华，也是容易意气用事时。

    “当时我们听到一个朋友被人打，和七八个朋友抄着钢管就赶了过去，把打我兄弟的那三人给打了。”金勇说，虽然从身材和外貌看，对方年纪比他们大了不少，但当时他根本不害怕，心里想的是：“哥们出事了，我肯定要管！”

    按金勇自己的说法，他走上犯罪这条路，很大程度上也非偶然。金勇是外省人，4岁时父母过来广东打工，便将他托付给了爷爷奶奶照料。但老人精力有限、与孩子观念代差大，使得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金勇日渐暴躁和孤僻。由于经常调皮捣蛋，很多人叫他“小霸王”。

    15岁，刚读完初二，金勇就辍学了。不久后，他如愿来到父母身边。

    从农村来到城市，人生地不熟，而原先长久希望的父母的“甜蜜关心”，实际上却是对他无尽的“严厉和唠叨”，使金勇的性格越来越叛逆。“我犯错后，我爸经常会打我，我就想，‘既然你只会打我，那我也学你，去外面打别人撒气’。”

    刚来未管所，金勇很不适应，不愿和其他人交流，但按他的话来说，当时仍旧“冲动、易怒”，不时和其他未成年犯起“小冲突”。

    “刚来人很压抑、恐惧，后来一个警官教我见人说‘你好’，打开交际圈，有次我跟一个平时关系很差的同改犯说了句‘你好’，没想到他高兴了一整天。慢慢的，我开始接纳这里，而这里也开始接纳我了。”

    余刑剩3个月时，金勇被转入出所监区，换了个新环境，他开始也很不适应。

    “对新环境感到莫名的恐惧，于是用沉默来保护自己。”他在写给出所监区监区长李军勇的信中说。

    “来出所监区后，我想了很多。之前一直盼着早点出去，到真的只剩3个月就能出去，又突然很害怕，不敢想家人见到我时的看法和眼光，也害怕不能融入社会。一想到这些，我就睡不着。”金勇说。

    在出所监区，除了学习形势与政策、劳动技能课外，最让金勇难忘的要数李军勇给他讲的一席话：“来到这里，意味着改造进入‘最后一公里’，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人生的新开始……”

    “长这么大，即使是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讲这些，当然，那时也不愿跟他们沟通。等到要出所了，李警官的话，突然就敲醒了我，让我一下受触动。我想这一辈子都不会忘……”金勇说，

    “在这里我终于明白，过去我交朋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在出所监区，虽然纠结过彷徨过，但我学会了勇敢。出去后，我也不奢想马上做一番大事，先找份简单的工作，一步步脚踏实地做。”金勇说。

    “纹身男孩”——

    害怕出监没出路

    后来学会了理发

    “我17岁开始和朋友抢劫，最开始其实真不是看重抢劫‘来钱快’，而是真的能从中找到‘快感’，看别人被我们吓得说不出话，就觉得很‘兴奋’，就觉得我是最牛的，别人都得乖乖交钱给我……”

    王涛个子不高，向记者回忆起在社会时的抢劫经历时，看得出他仍显得有几分神气。他穿着短袖，胳膊下的纹身一眼就能看到，他说纹身是因为“觉得这样威风，走出去有气势”。

    王涛之所以变成“问题少年”，父母缺管、社会不良青年的诱导是两大主因。

    “父母管得严，老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所以我就特别不想回家。到我读五六年级，就经常晚上不回家，跟同学通宵打游戏，要不睡网吧，要不就睡同学家。”王涛说，最长一次，他连续和一帮朋友在外上网，半个月没回家。

    12岁时，王涛就辍学了。因为没钱，他瞒着父母偷偷在工厂打工。“我打工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一知道我在哪，我就换工厂。那时候在工厂做五金配件，一天干11个半小时，能挣60块钱。”

    2015年4月，王涛17岁，找了个小一岁女友，但两人谈没多久，就分了。“分手对我的打击很大。”王涛说，隔了十来天，在朋友勇哥（化名）的怂恿下，他开始“接触”抢劫。

    “第一次抢劫的时候，我手头还有打工攒的2000块存款，其实也够花一阵了。只是因为分手后心情不好，勇哥又说‘抢劫会让你开心’，于是就跟着去了。到被抓，我抢了4次，每次抢后都很兴奋，也没想过会被抓。”王涛说。

    进入高墙服刑，王涛悔之已晚。

    “刚来时特别不适应，比如刚入所时学列队，累到我腿发软。那时又很内向，没朋友，想想以前在外面还是蛮威风的，一帮朋友，在这里却只有我一个人……”王涛眼圈有些泛红，停顿了下，又说，“在外面自由惯了，而这里却是牢笼……”

    来到出所监区，王涛原本平静的心，又开始泛起涟漪。“也担心出去后，父母会不会接受我，毕竟之前我们关系就不好……而且，出去后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没工作的话，我怕又会走上抢劫这条老路……”

    幸运的是，参加出所监区“美发师”职业技能培训班后，王涛一下找到了方向。

    “我在社会上时，曾经在理发店当过一年洗头工，对理发还是很有兴趣的，当知道出所监区有理发培训班，就报了名。”王涛说，为了学好理发技能，他每期培训班都会参加，而且每次都是最早来，最晚走，学得很努力。

    “后来，我技术开始有了进步，但又因为缺少实操，难以取得更大突破，这时候，干警和监区其他服刑伙伴都很支持我，要我帮忙理发。”王涛说，最让他感动的是，虽然最初剪得不好，但有个警官笑着对他说：“没事，大胆剪，理成光头也没事，长好后，还让你理！”

    这样，随着“回头客”越来越多，王涛技术越来越好，甚至开始钻研潮流发型。到目前，他已累计帮大伙剪了1000多次发。“现在我只拿到理发初级证，出去后想继续系统学下，做个美发师。以后如果挣多了钱，希望能开家店。”

    出监教育打通

    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破解短余刑服刑人员管理难题，打通“问题少年”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要‘治病’首先就要找到病因，为什么在即将出监的阶段，他们反而松懈了？”李军勇说，他们调查发现，一方面因为这类服刑人员在经历改造初期环境、人际关系等磨合后，已基本适应了改造生活，但调到出所监区后，改造环境再次变化，其又需要一个适应期。

    他们还发现，在一些短余刑服刑人员看来，进入出所监区，意味着在高墙内只剩“最后三个月”，所以开始存在“死猪不怕开水烫”、有意对抗改造的不正确心态。而且，随着刑释日期临近，不少服刑人员开始处于思想波动状态，喜忧参半、复杂和矛盾的心理交织。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往往是他们考虑问题最多、思想最敏感的一个时期。很多人担心，出去后家庭和社会能否接纳自己？会不会受到冷落和歧视？出去后能做什么？不一而足。一旦哪里想不通，他们可能就会做出格的事。”李军勇说。

    发现问题的症结后，就需要“对症下药”了。为此，出所监区以警官名义给全体服刑人员写公开信，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以书信形式娓娓道来。还通过开展法律法规和形势政策教育、亲情帮教等，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家新政策、就业创业新形势等，减少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同时，针对这类服刑人员就业竞争力相对较低，回归社会后就业困难这一现实情况，出所监区还以“社会需要”、“罪犯需求”为出发点，选择“美发”这一易入门、市场实用性高、创业成本低的行业，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监区举办“美发师”职业技能培训班，作为出所监区服刑人员的常规培训项目，

    据悉，下一步，该监区还将与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开展合作，增加点心制作等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文中金勇、王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