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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名，基层法庭邀请派出所、司法所到群众家门口开展巡回审判，促成调解。

　　一个寻常的秋日，茂名高州市根子镇公垌村，村委会调解室的气氛“有点燥”。

　　原本是亲戚又是邻居的两家人，因为相邻土地纠纷相持不下，差点扭打起来，还扬言要打官司。

　　这儿离村里最近的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2公里，自助立案平台有案必立，但两家官司真打起来，可能“亲戚都没得做”。高州法院金山法庭庭长朱祖永接该中心上报后，从27公里外的金山街道开车过来，越过弯弯绕绕的山路，来到村民的家门口调解矛盾。

　　法官并不是仅仅坐在审判台上一判了之，而是“舍近求远”走进群众中做调解、化矛盾，土话土说，力求法治人和，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用司法的专业术语，这就是“诉源治理”，是以预防和解决纠纷为主要职能的基层司法。

　　当前，广东正全力构建“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深化“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推动各方力量下沉、自下而上化解矛盾。

　　茂名市的山区地带，交通和经济相对欠发达，山与山、村与村十里不同音。当地依托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推动司法下沉到镇村的神经末梢，法院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诉源治理大格局，一线法官为群众心与心之间架起新“枫桥”。

　　小镇“大法官”

　　“大家同一个村，同根同源，清明祭祖都一起喝酒的。不要吵，有话坐下来慢慢说。”朱祖永经常下乡，皮肤晒得有点黑，后背被汗水浸湿，裤筒沾上了泥巴。但是他身着制服、佩戴法徽，到了村里开口一说，自带威严。

　　两家看到法庭“搬”到了村委会，也不争闹了，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

　　起因是老何拆房建房，李大姐认为堆放的建筑废料侵占到自家荔枝园，要求清走；老何摆出种树“占地不占天”的乡规民约，建筑废料都在自留树树冠投影范围内，属于自家地头，并无侵占。

　　“这事情真上了法庭，判案也要讲依据。‘占地不占天’不是法律依据，只有土地权属证明才构成审判依据。”朱祖永现场普法。两家一愣，说祖上都是一家的，分家分地的时候都没有明确界限，也没有土地产权证。

　　朱祖永和驻村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查阅了村里的图纸，没有找到相关的划分记录。“没有依据这个案子很难判决。而且打官司无外乎一边赢一边输，我们能不能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结果呢？”他结合法理和情理提出解决方案，取两家中间线划界，老何把界外的建筑废料清走，互不相犯。

　　权衡利弊之后，两家最后接受了调解方案，通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签订了协议书。而这份协议书经司法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哪一方反悔不认，另一方就可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起到一纸协议定分止争的作用。

　　止纠纷于未诉，化矛盾于萌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

　　推进诉源治理，小镇“大法官”不仅要善断情理法小纠纷，还要“拿捏得住”多方纠纷交织的大矛盾。

　　今年8月，同在金山法庭管辖片区的金山街道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一个投资8000万元的玩具厂项目，因为建设方因为资金吃紧，挪用玩具厂投资方的款项，导致合同履行陷入僵局，工人工资没及时发出，多方纠纷环环相扣。

　　“这个纠纷错综复杂，涉及多方欠款，处理难度很大。”金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一波第一时间想到了“庭所共建”多元解纷模式，由综治办牵头组织金山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干警组成联调小组迅速开展纠纷调处工作。

“庭所共建”助推8000万元投资项目顺利复工。

　　朱祖永了解案情后认为，这个案子各方矛盾激化，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时间账、经济账都是成本，项目等不起、工人拖不起。但是因为一年多来，几方矛盾越积越深，无法平和地坐在一起协商。

　　“‘面对面’不行，咱们就‘背对背’。重在协调各方利益。”朱祖永参与庭所联调，通过单方约谈、组织面谈、微信调解等各种方式，最后说服投资方愿意先垫付工人工资，与建设方约定建成的厂房归其所有。在他的建议下，建设方的近50名工人与玩具厂重新订立劳动关系，保住了饭碗，成功化解重重矛盾。

　　法庭辖下的小镇虽小，但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从土地承包纠纷导致土地撂荒，到古荔枝树管理，再到老人赡养纠纷，一桩桩一件件，都关系到当事群众的切身利益，都列入了小镇“大法官”的调解清单。

金山法庭干警前往根子镇柏桥村百荔园，组织开展“荔枝树下学法律”普法讲座。

　　矛盾分流把在前

　　人们印象里的法官身着法袍、正襟危坐、落槌下判，实际上的法官却上得了山、进得了厂，理得清人情、讲得通道理，为的就是“案结事了人和”。

　　看起来基层法官的工作更忙了，但这背后却有一个关于诉讼源头治理的“加减法”。

　　朱祖永跟记者算了笔账。

　　数据显示，2022年广东法官人均结案357件，居全国第一，比2018年提升28.7%。以金山法庭为例，一共两名员额法官，2021年收案750多件，人均370多件，每个工作日起码开两次庭，多的时候开四五次庭。

　　由于近年来金山法庭加大诉源治理力度，依托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法官把大量的纠纷和案件化于萌芽、止于诉前，2022年收案下降到600多件，今年1—8月更是比同期减少了25%。

　　“法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案件办好，一审服判息诉率提高，各方面考核指标更好看了。以调解促进的诉源治理，看似对工作做‘加法’，实则做‘减法’。”朱祖永说，这对基层来说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

　　一个法庭如此，放在高州全市来看，成效更为明显。

　　高州法院2020年受理案件数同比下降14.53%，其中刑事案件受理数同比下降18.05%，作为反映地方社会治理效果的“万人成讼率”，当年同比下降3.88个百分点，至今连续3年下降，“民转刑”案件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五个基层法庭会同辖区派出所、司法所累计开展委托调解、联合调解3657场次，化解各类纠纷2573件，调解成功率达85.7%；收案数同比下降25.29%。

　　一个原本矛盾相对突出的山区县级市，为什么诉源治理成效如此明显？

　　2019年10月，高州法院在新垌镇长流村率先启动试点，建立首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并逐步打造覆盖28个镇街的“庭所共建”多元解纷新模式，大量基层矛盾能调则调、繁简分流，推动诉源增量减少，实践“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

茂名首个司法惠民中心设在高州市新垌镇长流村。受访者／供图

　　走进位于根子镇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除了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平台，还配置了多元化远程调解平台等，工作人员可以根据群众反映问题的类别和矛盾程度，进行分流和处置。

　　“有一次法官下乡，组织十几名有诉讼争议的村民，在这里观看了一场庭审直播，有的看完就发现自己的预期太高，法律范围内不予支持，最后愿意协谈和解了。”根子镇党委副书记潘露说，这里被称作“中国荔枝第一镇”，镇里近年产业经济活跃，许多纠纷也化于萌芽，近3年都没有一起因荔枝、龙眼产购销纠纷而起诉的司法案件，很大程度得益于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的矛盾分流作用，为基层提供了和谐的司法环境。

　　高州市人民法院院长李亚车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围绕‘治未病——法治宣传’‘看门诊——诉前化解’‘找专科——便捷诉讼’‘重警示——以案释法’四大功能，形成了市、镇（街）、村和重点行业全覆盖的司法惠民服务网络，化解了大量交通事故、土地林权、家事等纠纷，将快捷高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延伸到了基层的‘神经末梢’。”

　　融入共治大格局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诉讼大省，收案数长期居全国第一，“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近年来广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2022年广东全省民事案件收案历史性首次下降。

　　在茂名，经过自下而上的发展，目前全市已建成158个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0.4万余人次，前端化解纠纷3.7万余件，解决争议标的金额5.7亿余元。作为“枫桥经验”的新实践，茂名此举被复制到肇庆等市，并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吸收为“网上巡回法庭”经验在全省法院推广。

新垌法庭通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调解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既减轻了企业的诉讼负担，又有效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

　　以诉源治理架起的这座新时代“枫桥”，不仅在具体案件中连接起当事人握手言和畅通心结，也在工作机制上联结凝聚各部门共建共治的解纷合力。

　　前段时间，茂名信宜市水口镇司法惠民服务中心短时间内接了3拨咨询。其中包括，27名工人被某包装纸厂拖欠工资19.1万元，25名工人被某皮革厂拖欠工资8.4万元，5名工人被某装饰工程公司拖欠16.1万元，来到中心寻求法律上的帮助。

　　信宜市人民法院迅速联合信宜市人社局派员组成“法院+人社”调解团队，通过镇街干部查找相关工厂负责人，经过法院工作人员明之以法、人社局干事和街道办干部晓之以理，最终促成调解协议，工人顺利办理“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相关手续。

　　3天速调57起劳务纠纷，有效防止矛盾回流到社会。

　　茂名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诉源治理大格局，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法院特邀调解等解纷力量的指导和支持，打造“法院+人社”“庭所共建”“道交一体化纠纷处理”“渔家法庭”等模式，让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诉源治理的‘诉’在法院，但‘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茂名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史鹏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茂名在全省首创建立市委常委会每周研究一个镇（街）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制度，加快推进‘1+6+N’工作体系建设落地，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力量整体下沉，有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新的格局下，诉源治理并非法院“一家之事”，法官的角色也从单纯的审理转向参与治理。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宇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治理为导向，法官审判案件不应仅仅‘以数量论英雄’，更应注重诉源治理本身和提高审判质效相互促进，服判息诉率、案访比等效果指标更好，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更深了。”

　　法律有尺度，法官有温度。

　　大山里的“枫桥”，是群众解纷的“连心桥”，更是共建共治的“立交桥”。

　　深呼吸

　　在“末梢”，治“前端”

　　遇到大小矛盾“法庭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司法离群众更近了，“遇事找法”渐渐变成了群众口中的“遇事找法院”，公正司法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断前移，司法资源承压。而这一现象体现到基层，就是案子越来越多，但是有的程序已结但讼争未解，矛盾反而越积越多。

　　基层一线法官，就是挺在社会治理的“末端”，压在“前端”“治未病”的“乡土医生”。

　　当记者跟随法官走在茂名乡间的山路十八弯，更能体会到打通法治“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意义。有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滚雪球滚成更大的风险。

　　那要怎么抓？怎么治？

　　“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明了方向。落实到基层司法上，就是法官深入群众中去解题解难，“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蕴含着法治人和的中国式智慧。

　　诉源治理的本质，就是基层社会治理。在“源”上分流、在“治”上融入、在“理”上疏通，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也是建设法治广东、平安广东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