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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安心回家团聚了！”小刘和同事手里握着调解协议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被拖欠4个月的工资终于有着落了。他计划早点置办年货过大年。

　　一件劳动争议纠纷，怎样让双方当事人从互不相让、坚持己见，到握手言和、相互道谢的？春节将近，农民工欠薪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记者走进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看看调解庭仲裁员刘惠雅是如何为农民工讨回薪资的。

　　两小时为农民工追回薪酬

　　“原以为活干好后能高高兴兴回家，没承想却很烦‘薪’。”

　　2021年9月，小刘入职上海某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在广州。可是随着该公司在广州的项目完结，小刘与同事曾想过离职，但企业却以新项目马上落地进行挽留。可是新项目迟迟不见踪影，9月起到12月的工钱也未发放。

　　收到小刘的仲裁申请后，经过沟通，1月13日上午，刘惠雅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市三方联合调解中心进行案前调解。在调解现场，本来答应当场发放薪酬的被申请人反悔且只派出代表前往，提前说好的薪酬也变得模棱两可。

　　在调解的过程中，当说到调解金额时，双方均据理力争，谁也不肯让步。现场一时间火药味十足。刘惠雅只好改变调解策略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开展背靠背调解。

　　经过两个小时的言语劝说和法律讲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调解协议，被申请人上海某供应链有限公司分期支付小刘等三人工资共计5万余元，并于当天向小刘等三人支付了第一期款项，员工也体谅到公司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同意将金额分为三期发放，小刘和他的同事们如愿得到了自己的工资。

　　“被申请人不接电话是常态”

　　靠近调解庭办公室，远远就可听见调解员们此起彼伏接打电话的声音。

　　“你好，这里是广州市仲裁院，有一起欠薪案件想跟你聊一聊。”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说，是谁欠了你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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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因为疫情影响，很多时候，调解双方很难坐在一起面对面进行沟通。”刘惠雅表示，“因此，通过电话进行调解，也成为仲裁员调解的常态。”

　　打电话，看似简单，但却是最难的事。“被申请人不接电话、不回电话、不回信息是常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一次次尝试与对方联系，一次次修改调解方案。”刘惠雅告诉记者。

　　“有时，为了解决一个案子，我们甚至打出过三四十个电话。”当了多年的仲裁员，刘惠雅最大的体会是，要认真倾听，善于说理，让双方当事人“口服心服”。

　　为了最大可能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刘惠雅表示，仲裁员需要在调解前做大量准备工作。在调解过程中，边倾听、边说理、边讲法，让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情”话里受到触动、在“法理”中受到教育，最终握手言和。

　　刘惠雅表示：“近年来，通过送法上门、约谈企业、发放仲裁建议书等方式，从源头上预防欠薪的发生；通过仲裁申请、案前调解、数字化全流程互联网+调解仲裁、法律援助、速调快裁、档案数字化，建构‘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体系’；调解不成功的农民工争议，进入‘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调、快审、快结；针对涉及校外培训机构和新就业形态领域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争议，我们及时与法院进行对接，统一裁审标准和尺度，并跟进案件后续执行情况。”

　　据统计，2021年，广州市区两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1729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累计2400余万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97.39%，调解成功率80.87%，仲裁终结率8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