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肖海棠的名字，2100余篇裁判文书，记录下一名知识产权法官的日常。

　　不断涌来的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等案件背后，法官不仅需要厘清法律适用问题，还需要懂点儿技术，包括拆解一台空调、一架医疗器械、一套生产加工设备……如果足够细心，你还能从她遇到的案件当事人中梳理出一张广东“产业地图”：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佛山的装备制造、汕头的玩具公司、东莞的微电子、中山的灯饰厂等，本地企业与国内国际企业在案件中正面交锋……

　　肖海棠，曾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现任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庭长，在知产审判领域深耕22年。她的脚下是一片发展热土——广东省，GDP总量连续36年居全国第一；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进出口总额连续39年居全国首位。

　　时间如白驹过隙。她办理着大量“烧脑”的案子，同时在知产保护的国际舞台上不断擦亮“中国名片”。

　　“她功夫下得特别足，是个工作狂，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是个特别纯粹的人”

　　4月23日下午，一场审判委员会会议正在召开。

　　围绕一起案件，几名法官讨论得热火朝天。肖海棠坐在其间，大多数时间认真地听着其他法官讲述，轮到自己发言时则换了“画风”——语速快，说话铿锵有力，流利地阐明了自己对该法律问题的看法，还引出了一些曾经的判例。

　　同事们对她的“反差感”早已见怪不怪——生活中，看起来瘦弱、柔和；一遇到工作又雷厉风行起来，讨论问题不怕跟人翻脸、说话做事很“硬气”。“业务能力强”“专家型法官”，采访时，同事们对她的评价都很一致。

肖海棠法官团队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技术比对

　　知识产权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审判领域。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市场情况、经济常识等相互交织。广州知产法院法官石静涵与肖海棠自2007年即开始共事，还长期共处一间办公室，她知道同事们的评价背后“藏”着什么——“她功夫下得特别足，是个工作狂，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是个特别纯粹的人。”

　　对此，石静涵对她与肖海棠审理的一起涉外案件印象深刻。

　　2011年，华为公司以美国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经营活动中存在过高定价、搭售、拒绝交易等行为，违反我国反垄断法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是国内第一起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垄断纠纷案。”肖海棠也将其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大难关”。

　　彼时，反垄断案件在国内并不多见。2008年8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才正式施行，法律落地尚处于摸索阶段。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很多人更是听都没听说过，属于国际公认的最为前沿的知识产权领域审判难题。此外，两家全球性电信企业的交锋，更事关中美两国知识产权布局和利益博弈。

　　完全陌生的领域、晦涩难懂的术语、少得可怜的国际案例、中外法律语境的切换……一系列难题让人倍感“头大”。如何“闯关”？

　　“她长得比较清瘦，整天就埋在卷宗间、书堆里，有时候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人。”石静涵说。

　　那段时间，肖海棠开启了一场“死磕”。看行业背景材料、翻找国内外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案例、研究国际商业惯例和规则、对照中国法律……肖海棠满脑子都是标准必要专利。资料太多，看完后面忘记前面的，就反复多看几次；忙到失眠，有时单是查资料就查到半夜两三点；那年的国庆假期，她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各种中英文材料摞满桌子、摊了一地。

　　终于，在国庆节第五天，肖海棠厘清了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中国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效力如何？如何认定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将相关问题条分缕析后，肖海棠再环顾办公室，心里只感到沉静和欣慰。

　　2013年10月下旬，华为诉美国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二审宣判，双方均服判息诉。之后，该案不仅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个重大司法案例”，还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评为“全球年度案例”，证明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最前沿的案子，中国法院也能审好。

　　“我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官的实力。就觉得，我们也可以审理这种大要案，就看自己够不够努力。”石静涵倍受鼓舞。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郑志柱表示：“摆在每个法官面前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但是肖海棠善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舍得投入、勇于奉献，最终办成了很多指导案例、标杆案例。”

　　凭借着这股拼劲、韧劲和奉献精神，肖海棠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双百政法英模”“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等荣誉。

　　“她办案，站位高、有大局观，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从业20余年，工作得越久，肖海棠越觉得自己变得犹豫、纠结起来。“在技术判断或者法律定性方面，倒是比较干净利落；可是到了最后还是会犹豫、会纠结。因为你知道案件背后的影响有多大。”

　　“个案之争，背后其实是市场之争。”积年累月的办案沉淀下，肖海棠发现，知识产权诉讼的目的往往并非案件本身的输赢。肖海棠曾审理过一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原告故意在被告准备“上市”的重要阶段提起诉讼，目的就是阻挠竞争对手上市、抢占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官还需考虑案件判决后，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是否有利于产业发展、社会进步。“办案时，你肯定得尊重常识，不能跟发展大趋势相违背。”

肖海棠与技术调查官对涉案专利及被诉产品进行技术比对

　　于是，在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肖海棠习惯在一锤定音之前，多想想自己作出的判决可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广州知产法院法官助理杨春莲将这种“犹豫”，视为肖海棠“一颗公心”的体现。“她办案，站位高、有大局观，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谈及这些，杨春莲想起一份被锁进抽屉的、40余万字的判决书。

　　2018年初，随着几辆小推车、283册卷宗材料的到来，肖海棠迎来人生中又一起“难案”。华为公司与韩国三星公司互诉专利侵权，并在全球掀起44起纠纷，其中最早进入二审的两案落在了肖海棠的肩上。

　　“又是富有挑战性的案子！”这起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不光在法律适用方面的难度有增无减，更涉及国际贸易的复杂因素。为了尽快厘清案情，肖海棠和同事们一连几个月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当时恰好撞上法院大楼装修，在滚滚灰尘、刺鼻异味、震耳欲聋的噪音中，肖海棠和同事们完成了分析案情、撰写文书、制订方案等一系列工作。

　　然而，就在肖海棠终于写出了超过40万字的判决书初稿、觉得总算大功告成之际，案件陡然出现转机。因时局变化，原本针锋相对的双方当事人，同意再次调解，通过谈判解决纷争！

　　是判决，还是调解？

　　“调解就意味着那份凝结无数心血、足以作为法官生涯代表作的判决书，只能永远被锁进抽屉了。”没想太久，肖海棠作出决定：停下原本的宣判准备，一头扎进调解工作中。最终，华为与三星就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必要专利达成相互许可，不仅双方持续三年的全球44起纠纷一揽子和解，还为后续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参照。此外，原本可能在国与国法院之间产生对抗的禁诉令问题，也迎刃而解。

　　“心里五味杂陈。”调解成功后的当天下午，松了一口气的释然感混杂着一股怅然感，涌上肖海棠的心头。怎么能不遗憾呢？判决书里，关于当事人双方到底谁违反了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禁令救济法律规则如何阐释等内容，都是自己和同事们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然而当她傍晚走出法院时，恰好听到远处的广播传来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最终，温暖和力量感再次在肖海棠心里占据了上风。“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个案之争、规则之争，乃至制度之争越发激烈，但其实应对并不唯一、方案亦可多元，关键在于找到纷争背后的关键问题，更好服务建构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

　　“她勇于做拓荒牛，在一些新兴领域，或知产审判有待完善的领域开垦，并有所产出”

　　在一场知识产权行业论坛上，一名企业代表的发言曾让肖海棠深有感触。

　　这位企业代表说：“我国技术长期落后，企业想争取发展，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我们之所以想在国内打官司，就是希望中国司法把旧的不合理的秩序打破，建立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秩序。”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世界，不少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也纷至沓来，并对知识产权法官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道路上，涉外知识产权法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现有的国际规则就是合理的吗？还有没有更加公平的做法？在合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和成熟经验的同时，肖海棠常常冷静地问自己这些问题。

　　“她勇于做拓荒牛，在一些新兴领域，或者知识产权审判有待完善的领域开垦，并且有所产出。”郑志柱评价。

　　对此，一份调研报告、一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一本《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法律问题研究》著作，展示了肖海棠和同事们在涉外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探索。

　　2017年前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在国际及国内不断增多。仅广东法院，就相继受理了华为与IDC公司、美国GPNE公司与苹果公司、中兴与IDC、华为与三星、TCL与爱立信等诸多不同主体之间的案件。标准必要专利问题成为国内、国际共同面临并亟待解决的前沿疑难法律问题，各国在案件审理时却常常莫衷一是。

　　专利权人需要遵守的FRAND原则含义并不明晰，该如何理解？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要如何计算？标准必要专利行使行为是否应受反垄断法规制？面对尚未完全建立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肖海棠和同事们开启了长达三年的调研。

肖海棠与技术调查官分析涉案产品

　　“工作指引，既要考虑国家利益，又要兼容国际规则、国际视野。如果只是自说自话，看似维护了国家利益，其实没有使用价值。”为此，调研组广泛征求了各方企业的意见，既包括国内企业，比如华为、中兴、大疆等，也包括国外企业，比如高通、诺基亚等；既包括专利的许可方，也包括专利的实施方；既包括上游企业，也包括下游企业。不少专家学者、涉外律师等也被纳入意见征求范围。

　　除此之外，调研组还把全球所有能找到的相关判决都搜罗了出来，从中提炼出裁判规则。当时一些企业甚至拿出了自家在海外亲历案件的判决书，并直接递到了调研组手里。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案件，国外法院同行都是怎么判决的？哪些裁判规则是公平合理的？国外企业都有什么诉求？宝贵的资料拿在手里，肖海棠和同事们只觉得沉甸甸的。

　　明确的问题导向、兼听国内国际各方意见、反反复复地推敲打磨……历经三年时间，最终一份调研报告、一份工作指引、一本325页的著作诞生了，中国法院在标准必要专利审理这一国际前沿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肖海棠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做主旨演讲

　　“这是一个浩大得令人惊讶的工程，其中很多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有非常好的学习价值。”时任英国高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专门就此联系广东高院并作出高度评价，工作指引获得了国际知识产权界的肯定。

　　“前后有不少企业联系我们，称案件在国外审理时，法官专门要求提供工作指引作为裁判参考。这证明了我们发布的指引，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价值。”肖海棠和同事们也很受鼓舞。

　　“国际纷争发生时，外界不仅关注中国法院的司法态度是否公平公正，更关注中国法官有没有解决处理相关前沿问题的能力。这些年，广东法院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采访最后，肖海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