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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8日，广州中院院长王勇主审一宗故意杀人案。广州中院供图

　　过去的2017年，是广州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落地后，不断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多项改革任务朝着更深、更广层次前行的一年。2017年，全市法院的收案量首次突破40万件大关，刚刚精简后的员额法官队伍，是如何应对这一“案更多人更少”局面，在办案质量、效率方面继续取得突破？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后，法官合议庭是如何办案的，有哪些制度依赖？权力下放后，如何监督权力运行，如何对案件质效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和确保裁判尺度统一？司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如何？强调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同时，对法官的履职保障是否跟进到位？院庭长重回一线办案，办了多少案办了哪些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广州司改下一步还有哪些重要内容？

　　2018年广州市两会前夕，南都记者采访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司改办负责人，对广州法院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和办案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

　　◎司改“深水区”

　　持续深入推进四项主体改革

　　2017年1月广州市两会期间，时任广州中院代理院长王勇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多项改革在2016年的落地推进，标志着广州法院此轮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后续还有多项重要内容将持续推进。

　　回顾2017年，广州法院对司法责任制等改革的落实情况及收效怎样？

　　广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勇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2017年以来，广州两级法院还持续深入推进了包含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内的四项主体改革，形成以推进人员分类管理为基础，以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为核心，以夯实司法职业保障为依托，以深化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创新审判工作机制为突破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体系。并在四项主体改革的基础上，推进各项综合配套改革，全面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主要改革内容包括：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进人员分类管理，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推进执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以及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等。

　　据广州中院司法改革办负责人谢平介绍，司法体制改革四项主体改革内容，一个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原来叫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核心就是规范审判权如何运行；一个是人员分类管理，核心是员额制改革，还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改革等多项改革；第三是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改革。物质保障是基础，还有政治待遇保障，外部履职环境等；第四是人财物的省级统管。下一步要推进的综合配套改革，就是为了确保这四项主体改革不断深化。

　　◎审判权力运行

　　全市组建864个新型审判团队

　　员额制改革落地后，广州法院系统的审判权力目前是如何运行的？

　　据王勇介绍，除了2016年底首批遴选入额的1069名法官外，根据改革要求，广州法院2017年启动了第二批入额遴选，全市约300名法官进入员额。目前，全市入额法官占法院政法编制总数41%。

　　广州法院以审判为中心调配员额法官岗位，入额法官全部配置在一线办案部门，非业务部门无员额法官。两级法院政工部门负责人、纪检组组长均未入额。另外，院庭长要全员办案，综合性审判部门法官也要承担办案任务，入额法官办案率达到100%。

　　王勇介绍，行使审判权力的主体确定了以后，全市两级法院以员额法官为中心，共组建了864个审判团队。其中立案团队33个，民事团队448个，刑事团队105个，执行团队176个，审判监督团队20个，速裁团队82个。同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到位、制约有效的审判权运行新机制。

　　据介绍，与改革前的合议庭相比，现行的审判团队最大的变化在于，团队不设置固定审判长，原则上由承办法官担任审判长，全面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有利于锻炼和提高中青年法官的庭审水平与办案能力，加快年轻法官的成长；也更能体现法官平权的原则，激发法官的荣誉感，增强责任心。

　　改革后的审判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改变，如强化了审委会统一裁判标准、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

　　数据显示，全市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数从2014年的925件下降到2016年的792件，逐年下降。

　　◎司法责任制

　　落实办案责任也落实法官待遇

　　有权必有责。法官入额后，司法责任制具体有哪些体现？强调责任的同时，对法官在人身安全、工资和政治待遇、外部履职环境等方面的保障措施跟进是否到位？

　　王勇介绍，2017年，广州两级法院深入落实司法办案责任制，细化各类人员审判权责，制定司法责任清单，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范围、标准、承责主体和追责程序。据悉，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已出现少数追责案例。

　　“法官入额不代表可以一劳永逸。”王勇称，广州法院还建立了退额机制，明确了退休、辞职、调离等自然退额情形和应当退额两种情形。其中应当退额情形包括：如年度审判绩效等考核确定不称职或连续两年被评定为基本称职，违法违纪不宜再担任，具有任职回避情形，因身体原因无法胜任法官岗位，或其他不宜担任员额法官情形。从2016年至今，广州两级法院因退休、工作调动、未能完成办案指标等原因退出员额共64人。

　　在提高法官改革获得感和职业尊荣感方面，广州法院率先落实了人员待遇。如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根据省法院统一部署，广州中院已完成228名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及按期晋升工作。其中92名一级法官，经组织考察确定晋升为四级高级法官，全部落实相当于副处级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

　　落实工资待遇上，从2016年12月起按照高于本地公务员工资标准下发员额法官工资，是全省首批发放员额法官增资待遇的单位，目前各类人员待遇已按照“三类人员、两种待遇”改革要求全部落实。并建立年度考核结果与绩效奖金挂钩的激励机制。

　　2017年12月，广州中院依托市法官协会成立了广州市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依法惩处各类扰乱司法秩序、侵害法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维护国家司法尊严和司法权威。

　　谢平说，司改后法官独立裁判的权力大了，责任也更重。她在调研中了解到法官最担心的问题是，“法官职业风险在加大”。谢平认为，对法官的物质保障是很基础性的内容，法官们最为关注的是人身安全、职业尊荣、履职环境等整个履职保障，“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来解决这些问题。”

　　◎院庭长办案

　　去年院庭长结案数占总量三成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院庭长回归一线办案，被视为切实履行司法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突破口。

　　王勇介绍，该院制定了审委会委员(包括院庭长)参加合议庭审案的规定(试行)，明确了办案范围、合议庭组成方式、案件如何分配等。并制定实施法官年度办案基本任务《规定》，明确院庭长的年度办案任务。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5月18日，广州中院院长王勇担任审判长、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任公诉人，法检“两长”首次同堂审理了一宗故意杀人案。

　　2017年8月17日，广州中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张春和担任审判长、广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学东任公诉人，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制造毒品案并当庭宣判。

　　2017年10月26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院长万云峰对一宗由其主审、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主诉的83岁母亲“因爱杀子”人伦案件做出一审判决。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两级法院院庭长办结案件82390件，占全市法院办结案件总数的28.1%，同比增长41.9%，实现了院庭长办案常态化。2017年，两级法院院庭长办案数再创新高。截至2017年12月，广州两级法院院庭长办结案件115346件，占全市法院办结案件总量的32.4%，同比增长40%。

　　谢平透露，院庭长办案数据是实时统计更新的。“谁办了多少案，一目了然。”谢平介绍，目前院庭长办案的任务是，副庭长每年办案数要达到一线法官办案平均数的80%以上，庭长要达到50%以上，院长、副院长要达到5%至20%以上。

　　“接下来我们打算进一步公开数据，以及公开院庭长都具体办了哪些案子。这些都是真刀真枪的东西，全体法官可以共同监督执行。”谢平说，“当然目前也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即院庭长们平时承担的政务性工作还是比较繁多，千头万绪，一些院庭长的办案任务需要在法定工作以外的时间加班加点才能完成。”她认为如何统筹行政性事务，是下一步落实院庭长办案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院庭长到一线办案的作用和效果，谢平认为，一是能在法官系统内部起到一个示范引领作用，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二是能保证法院的重大司法决策符合司法审判规律。另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有院庭长等高级法官来办案，相当于去医院看专家门诊，会在群众之间产生更强的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对判决的执行也是十分有利的。“当事人一看这是高级法官来处理我的案子，更容易信服。”谢平称。

　　◎办案质效监督

　　大量制度设计让法官有“制度依赖”

　　改革后，取消了案件审批制度，法官、合议庭独立审判权限增加。如何实现对法官合议庭办案质量、效率进行有效管理监督，以及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

　　王勇称，两级法院主要是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开展监督管理创新，严格保障司法公正。一是落实院庭长依法履行审判管理监督责任，以权力清单的形式明确庭长的审判管理监督职权。二是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和风险防控。广州中院制定了长期未结案件调查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风险的防控。三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推动裁判标准统一。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为合议庭和法官提供意见参考。2014年以来全市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13104件，决议采纳率达94%。

　　另外加强对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的分析点评工作，统一裁判尺度；加强案例编报，完善参考性案例制度；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加强业务沟通指导等。以及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监督；加强司法公开，接受当事人、律师等外部监督。

　　谢平说，为了加强改革放权后的案件质效监督问题，广州法院做了大量的制度设计，她称之为法官办案的“制度依赖”。

　　比如案件流程节点管理系统，“当事人认为你法官会不会拖延办我的案子啊？现在是不可能的，每个案件都是电脑在控制流程，到期锁死，法官想办都办不了”。还有长期未结案件制度，“没有合理理由，法官是要接受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在质量方面，年度案件质量评查结果要全院公开公示。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则让合议庭和法官在面对把握不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想不明白就赶紧拿出来讨论，可以集众人智慧”。谢平称。

　　谢平对于外部监督的理解是，其实是对法官加强办案质效一个很大的约束机制。“一个判决发出去，正义与否，要经得起围观；裁判文书上网，更是让法官如履薄冰；当事人监督更不必说了，任何一个细节没有处理好，随时产生各种后果。”谢平觉得这些外部监督是让法官心理压力最大的，“每一个案件判决都让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确保质量与效率，才能经得起考验，负得起终身追责。”

　　◎司改下一站

　　构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体系

　　王勇介绍，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将是下一步的重点。目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已经起草了《广州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纲要(2018-2019)》，初步确定四个方面，一百条具体措施。目标是着力构建领导有力、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保障到位的广州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体系。

　　作为上述《纲要》的起草执笔者之一，谢平解读称，十九大提出了要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即之前的四项主体改革内容，“就像是四梁八柱，是顶层设计。但这还是个毛坯房，怎么装修，墙怎么刷，装什么灯，摆什么装饰，如何充分有效发挥，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与实际问题，创造性地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谢平称，综合配套改革就是对四项主体改革良性运行的大支撑，从法院资源如何分配，如何解决监督管理的问题，如何解决创新手段制度支撑的问题。比如员额制配套，怎么解决审判辅助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初任法官如何遴选、法官如何养成的问题等等。“去给整体改革提供组织保障、智力支持、科学技术创新上的支撑。”

　　“广州法院的司改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也发现不少问题和遇到不少困惑，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广度与深度加以解决，要全面落实中央的十九大精神。”王勇表示，“当然最终检验成效的还是人民群众到法院来，他们的司法感受和体验，公平正义要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得到。”

　　据介绍，2017年广州两级法院新收案件受理数、结案数、法官人均结案数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广州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多次得到最高法院、省法院和市委领导的肯定，最高法院周强院长批示“广州中院司法改革成效十分明显”，最高院李少平副院长批示“广州市两级法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走在了全国司法改革的前列”。

　　四项主体改革

　　●司法责任制改革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改革

　　●人财物的省级统管

　　864个审判团队

　　●立案团队33个

　　●民事团队448个

　　●刑事团队105个

　　●执行团队176个

　　●审判监督团队20个

　　●速裁团队82个

　　院庭长办案数

　　●2016年，广州两级法院院庭长办结案件82390件，占全市法院办结案件总数的28 .1%，同比增长41.9%

　　●2017年截至12月，广州两级法院院庭长办结案件115 34 6件，占全市法院办结案件总量的32 .4%，同比增长40%。

　　访谈

　　广州中院院长王勇：

　　院庭长回归一线办案，能起到示范作用

　　南都：重回一线办案，您在办案过程中有哪些感受？

　　王勇：从事法院工作30多年，曾经也办理过不少案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到广州中院工作后，正值赶上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新一轮司法改革，核心要求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这样一个改革背景下，院庭长的重要职责就由从过去的审批审核案件转向自己要承办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或有指导性的案例，以带动、指导审判工作。我去年一共办了6件案件，其中5件刑事案件，1件民事案件，有一审也有二审案件。

　　比如被告人李某故意杀人案，该案是广州法院第一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审理的重罪案件，由广州市检察院欧名宇检察长主诉，我担任审判长，从判决后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看，取得了好的指导效果和示范意义，也引起了业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利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南都：办案过程中，您会去看守所亲自提审被告人吗？

　　王勇：如果是要公开开庭的案件，开庭时能见到被告人的，我可以去看守所提审，也可以委托合议庭成员去提审。如果是二审案件，有些只需书面审理不需开庭的，那我就一定要去看守所提审被告人。作为主审法官，我判他的案子，至少要见见被告人，当面听听被告人的意见。

　　南都：亲自去提审或开庭时，被告人或律师一般会是什么反应？

　　王勇：去看守所提审被告人，对方一般不知道我身份，就是法官。宣布开庭的时候，我也只介绍自己是审判员，不会强调院长身份。但去年12月审理一宗职务犯罪案件的时候，律师在辩护的时候就说到，今天是院长在审这个案子了。

　　南都：院庭长一线办案能起到怎样的效果？

　　王勇：能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最根本的，院庭长先是法官，才是院长庭长，是法官就必须办案，办案是院庭长的职责所在。其次院庭长办案能起到示范作用，我们也要求院庭长不能办太普通的案件，必须要办重大疑难复杂有指导性的案例，必须要给大家开个好头。

　　比如我开庭的时候，相关业务庭会有不少法官来旁听。你作为院长，开庭就必须规范、全面，还要善于归纳，总结争议焦点，引导当事人回到庭审核心上来。这是能力水平问题，必须做好这样的示范。

　　另外院庭长通过自己开庭审理案件，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如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法律适用问题。可能就会举一反三，去推动解决庭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南都：会不会存在办案时间和行政事务时间难分配的问题？

　　王勇：广州法院对院庭长办案都是有任务要求的。中院院长要求按照普通法官5%的工作量完成办案数，我一年至少要办四五件案子。到了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案任务就更高了。院长副院长工作任务确实繁重，很多事务要去处理，这就看怎么调节时间，还是能协调好的。

　　南都：2018年广州法院有哪些重要工作？

　　王勇：我们有制定明确的方针和任务。其中重点有几个方面，一是抓好审判执行是第一要务，案件在大幅增长，人员没有增加，法院压力不会小。要保质保量地把几十万件案件审理好，才能说完成好了本职工作。

　　第二个重点，是要抓好各项司法改革工作。尤其是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司法综合配套改革。这是对前几年司法责任制、人员分类管理等几项改革的完善配套改革措施，必须要跟上。尤其是司法责任制，要解决好放权之后如何完善审判质效监督的问题，但又要确保不能回到审批制的老路上去。要在这些改革上做好文章。

　　采写：南都记者 吴笋林 通讯员 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