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两抢”零发案344天，再创历史新高；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位居全省前列；在平安广东建设、法治广东建设考评中再获优秀等次……《法治日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广东省惠州市委政法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与上年度相比，惠州市平安建设各项指标又有积极变化，其蝉联全国平安建设领域最高荣誉“长安杯”的成果得到巩固提升。

　　长治方能久安。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的背后，是惠州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是治理体系的日臻完善。

　　惠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维玉介绍，作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近年来，惠州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制定“1+1+N”纲领性文件，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倾，着力解决基层难点痛点，各项工作不断取得突破，不仅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也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2022年，惠州GDP超5400亿元，以4.2%的增速位居全省第一；5年来，惠州新增市场主体36.4万户，新增百亿级企业7家、上市企业22家。

　　党建引领

　　创新打造一批“红色品牌”

　　2022年4月，惠州启动“党建引领百村共建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工作，推动组织系统、政法系统党组织与134个治理难、基础弱的重点村结对共建。惠州市司法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机关第一党支部与大亚湾区霞涌街道晓联村党总支结成对子。经调研，强戒所第一党支部认为晓联村集体经济薄弱，重点要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晓联村有个石场，2021年因承包合同到期而被闲置。为盘活资源，强戒所第一党支部与晓联村党总支共同推进采矿权出让，但不少村民担心集体利益和自身利益受损。为此，干警们深入群众，就采矿权法律问题等开展普法，终于取得村民支持。2022年9月，石场采矿权在网上挂牌，11月，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成功摘牌。采矿权出让后每年可为村集体新增18万元收入，也为村民带来更多就业岗位和分红。

　　乡村兴，百姓安，天下稳。惠州“百村共建”开展以来，各结对单位优势互补，解决了许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2月，全市已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961个，化解矛盾纠纷588起，办理民生实事3883件。

　　“基层党组织越是坚强有力，社会长治久安局面就越有保障。”惠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惠州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近年来不断探索创新，推出一批党建“红色品牌”。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自治水平，惠城区推动一些小区建起“红色物业”“红色管家”，引导部分街巷设立“党员巷长”。

　　为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惠阳区打造以党建“红色大脑”为核心的智治系统，形成“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一键调全局”的全新智慧治理格局。

　　为加强基层党建人才建设，惠州推出“镇村（社区）书记培养与储备机制”，择优选聘镇、村、村民小组三级储备人选，打造一支过硬基层干部队伍。

　　智治供能

　　防未病治已病化解矛盾

　　近百名职工聚集工厂门口发起讨薪行动，不到10分钟，相关部门人员就赶到现场进行调处，促成事件妥善解决。

　　这起事件发生在仲恺高新区，相关部门能够快速高效处置，得益于该区智治社会治理平台的支持。据悉，该平台打通了数据壁垒，通过对辖区各企业水电用量等数据的常态化分析发现，某企业可能存在停工停产和欠薪风险，随即向产业园区及网格员发送预警信息。事件发生后，平台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处置，有效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这是惠州借助科技力量强化源头解纷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利用视联网技术，惠州建成综治中心指挥调度平台等多个平台，为应对市域重大风险、稳定信息研判、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等提供技术支持。

　　“社会治理要秉持‘治已病、防未病’理念，推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向‘标本兼治、源头防范’的主动治理转变。”惠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惠州在各领域矛盾纠纷的源头防范制度探索已初具成效。

　　据介绍，已在全国推行的“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起源于惠州早期建立的“法制副主任”制度。该制度为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发挥了显著作用，2019年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该模式还被惠州引用到其他工作机制，如2019年推出的“一村（居）一警”，通过警力下沉，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为预防化解房地产与物业领域矛盾风险，惠州于2020年成立住房与建筑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住调委），先后出台制度，推动“保交楼、保稳定、保民生”；建立“3+1”（建筑、房地产、物管3个自律委员会+住调委）调处机制，推动纠纷提前介入、高效化解。

　　为持续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化解，惠州构建起“大调解”工作体系，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资源，发挥医调委、住调委、金调委、校调委等第三方作用，坚持公平、公正、中立、及时、便民等原则，形成多元化解局面，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自治强基

　　因地制宜化解治理难点

　　这是一个曾经安全隐患多且事故频发的石化产业园区。多年前，在当地党委、政府引导下，产业园区成立自治组织——工业区业主委员会，各企业逐步形成共享共治共建机制，业委会也融入当地“和美网格”。之后，园区实现连续多年安全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石化工业基地之一，如今已连续4年蝉联全国化工园区30强之首。它就是大亚湾石化工业区。

　　这是一个曾经以“老旧破、脏乱差”而闻名的城中村。后来，街道党组织引进文旅公司实施街区更新改造试验，并牵头成立“微改造工作委员会”，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行业协会代表、商家代表、村（居）代表引入“网格共商”，形成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一核多元、共建共治”模式，推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如今，该城中村由内到外焕然一新，一跃成为“网红景点”“城市会客厅”，居民安全感与幸福感陡增。它就是惠城区江南街道祝屋巷社区。

　　基层治理，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撑。惠州各级党组织经过不断摸索，因地制宜，针对治理薄弱的村（社区）、产业园区、重点项目等，构建不同的自治模式。如大亚湾“四级联户群”，分级解决村居大小事，居民或网格员发现问题可随时反映到微信群，不同性质的问题在不同级别的群里解决；西区街道新惠社区创新推出“四事分流+三层一议+N方联动”一体化自治模式，通过分类服务使社区治理更为精细、精准。

　　“要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坚持问题导向破解治理难题，切实把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黄维玉表示，惠州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现代化机制，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末端延伸，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