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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下午，家里只剩下83岁的王宛兰，和她的小儿子李建恩。

　　王宛兰找出一个旧钙片瓶子，把里面的安眠药倒进小碗，加水和蜂蜜调匀，喂李建恩喝下去。李建恩喊辣，王宛兰说：“喝了就不痛了”。看李建恩睡着，王宛兰拿出一条丝巾，勒住了他的脖子。李建恩很快停止了呼吸，王宛兰坐在床头哭了起来。

　　检察院在2个月后提起了公诉。这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邱灵亲自办理的第二个案件，根据司法改革要求，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不但要亲自办案，还要重点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邱灵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故意杀人案，在公诉意见里，他写下：结合犯罪动机、人身危险性，建议给王宛兰依法适用缓刑。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公诉意见。10月26日，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王宛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法槌响起，王宛兰一阵错愕，泪如雨下。

　　大半辈子照顾智障儿

　　王宛兰是广州一家无线电厂的女工，与丈夫在同一单位工作，23岁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三口之家。生活原本如她所期待的，幸福而平静，没想到，14年后，小儿子李建恩的出生，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1971年1月，王宛兰的小儿子李建恩出生，从生下来，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会说话，不会行走。经医院诊断，李建恩大脑发育不良，患有唐氏综合症。王宛兰带着李建恩四处求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了个遍，仍是没有改善。

　　既然治不好，那就让儿子平安长大。王宛兰白天去工厂上班，请人帮忙照看，李建恩大小便不能自理，请来的人嫌累嫌脏，干了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为更好地照顾儿子，王宛兰决定提前退休，47岁那年，王宛兰回到家中，开始全天候照料李建恩的生活。

　　每天一早，王宛兰为李建恩煮好粥，给他穿衣洗脸，喂饭喂药。社区每两周派一次义工到王宛兰家，工作人员记得，以前李建恩勉强能走动时，王宛兰常带他出门喝早茶，母子两人“一盅两件”，倒也其乐融融。这几年王宛兰的身体每况日下，加上李建恩的病情恶化不能下床，这样的场景“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亲戚们理解王宛兰这些年不容易，纷纷给法院写了求情信。“80多岁的老人，难免会有病患，本该有人照顾，但她还要同家人一道拼尽自己的力气，照顾一个智障的残疾人，心力交瘁、呕心沥血，46年了！”王宛兰的外甥在信里写道：“这是自卑压抑的46年，是精神遭受创伤的46年，大半辈子都花在一个智障儿子身上，我想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母爱’。”

　　看儿受尽病痛的折磨

　　家人和社区不止一次劝过王宛兰，不如把李建恩送去福利院。王宛兰听了劝告，专门跑去福利院参观，看完一遭回来，始终觉得不放心。“那里环境哪有家里好？以前专门请人照顾，人家都不愿意，更何况福利院？”王宛兰觉得，儿子是自己生的，就该自己照顾，只要建恩吃得好，有人陪伴，累点也值了。

　　王宛兰的年纪越来越大，患了心脏病与高血压后，还做了一场手术，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王宛兰越来越担心，如果有一天自己先去世了，谁来照顾建恩？

　　让王宛兰更揪心的是李建恩的病情。她明显感到，李建恩三十几岁后，身体在加速衰老，最近几年更是卧床不起，肌肉萎缩，常常哼哼着，指着身上喊疼。大儿子李建坚记得，那一天母亲给弟弟喂饭，弟弟由于病痛难以下咽，母亲放下饭碗，长叹了一口气，“建恩连饭都吃不了，做人有什么意思？”说着泪就落下来。

　　5月是多雨的季节，一个念头开始在王宛兰的心里纠缠。2017年，王宛兰以睡眠障碍为由，数次去社区医院开安眠药，拿到后攒在一个旧钙片瓶子里，一共攒了70片。然后找来一张纸，写下亲笔信，“我儿李建恩生于1971年，从此走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道路，46年来，受尽疾病的折磨和苦痛。作为母亲的我，心力交瘁，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只好用安眠药带他离开苦海人生。如果我不幸去世，这封信证明，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与他人无关”。

　　5月9日下午2时，王宛兰的大儿子下楼吃饭，家里只剩下王宛兰和李建恩两人。王宛兰将约60粒安眠药给李建恩服下，等他睡着后，用旧棉垫捂住他的脸，李建恩用手挣扎，王宛兰对抗了一阵，没有了力气，就找来一条丝巾，勒住他的脖子，直至李建恩死亡。随后，在李建坚的陪同下，王宛兰前去派出所自首。

　　3名证人陈述“母爱”

　　在法庭上，王宛兰情绪低落，被问到当时情景就忍不住哭泣，对专业的法律术语也听不太明白。邱灵坦言压力很大，不过，他随即调整了问话的节奏，将讯问的法言法语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王宛兰更易适应。

　　按照证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化程序，邱灵申请了3名证人出庭作证，这3名证人都与王宛兰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够证明她日常是否做到了认真细致照顾儿子、照顾的时间有多长、对儿子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案情事实得到全面还原。

　　“在这起家庭悲剧中，王宛兰已最大程度地尽到了赡养儿子的义务，哪怕在作案时，都先给李建恩服用了安眠药，希望尽可能减少他的痛苦。”邱灵认为，不同于恶性暴力犯罪中的“因恨而杀”，这起“因爱而杀”的案件，无论从杀人动机还是人身危害性，在判定刑事责任大小时，都应与其他恶性暴力犯罪有所区别。

　　10月26日下午，该案在越秀区法院201法庭公开宣判，检方的公诉意见得到法院采纳。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王某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判决书认定王某某有自首、犯罪时年满75周岁、认罪认罚、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等从宽量刑情节，“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最终法院决定对王某某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这结果是王宛兰没有想到的。从决定先“送走”儿子那一刻，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承受接下来任何的惩罚。当听到可以回家去，83岁的老人再度泪撒当场。

　　邱灵相信，这是一场深刻的普法教育，案件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与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这类案件到底该不该轻判？

　　生命可贵，舐犊情深，关于这类案件是否应该轻判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案例2010年，东莞女白领韩群凤用安眠药杀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在倾尽所有照顾两名脑瘫儿子13年后，她选择和他们一起结束痛苦的人生。“应当高举法律的利器，为无辜逝去的生命伸张正义，但不能漠视隐藏在命案背后的原因。我们不能忘记一位13年来饱含辛酸、强忍哀伤的母亲为一对脑瘫患儿所付出的心血，不能忘记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为生存而苦苦抗争的人们。”在韩群凤的案件中，甚至有上千名脑瘫儿母亲联名上书，请求法外容情。

　　酌情7年过去了，2016年年底，越秀区检察院会同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认罪认罚操作规程。检方认为，王宛兰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按照相关规定，在量刑上可以从轻或减轻。

　　邱灵一再斟酌了起诉意见的角度。在他看来，公诉人当然要严惩犯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宛兰的作案手法都是残忍的。但王宛兰46年来不离不弃地照顾着智残的儿子，在80岁高龄，体力精力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照顾，亲力亲为。邱灵坚持认为，虽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

　　反思“在这样的家庭悲剧里，我们应该深思的是，如果有足够完美的社会帮扶救助机制，让社会分担个体的苦难，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写完量刑情节的意见，邱灵又补充了一段：社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残联等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职能机构，应该创新社会管理职能，形成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发现问题个案及时介入处理，减轻其家庭的负担，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考验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除了坚持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还必须考虑执法办案的社会效果。如何把握执法尺度，考验着执法司法人员的智慧和能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政法机关最高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现实目标。触摸法律的温度，是一种司法艺术，是一种司法良知，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文中王宛兰、李建恩、李建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