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法网_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最高检对多起重大恶性案件第一时间挂牌督办、派员指导，及时有力震慑犯罪；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恶性犯罪案件进行回溯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研究防治对策。

　　◆检察机关在办理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中依法追加起诉，不枉不纵，以有效的刑事政策和有力的司法履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在办理明家犯罪集团案件中，检察机关建立“两个索引”的引导侦查意见。其中，“人员架构索引”帮助厘清涉案人员在集团中的定位；“证据索引”着重强化案件证据体系，确保所有案件事实均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随着我国对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放宽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了这个令人着迷的东方国度。在国际互联网上，以“China Travel”（中国游）为主题的媒体流量突破10亿。

　　在来华外国人拍摄的旅游短视频中，安全、现代、整洁是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很多中国人自豪而颇有见地地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

　　国以安为宁，民以安为乐。安全是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愿景。在检察日报社近期发布的2024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中，就有3个与安全息息相关，分别为：贵州检察机关追加起诉6起犯罪事实，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被判处死刑；浙江检察机关依法对缅北果敢电诈集团明国平等39人提起公诉，指控涉嫌诈骗、故意杀人、非法拘禁等罪；珠海“11·11”驾车撞人案被告人樊维秋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强调对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

　　这些案例分属不同案件类型，但反映的内核却一致——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依法履职，坚定有力维护高水平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阅卷“阅人”“阅现场”

　　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重大恶性犯罪

　　2024年11月11日晚间，广东珠海一名男子驾驶越野车冲入珠海市体育中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案件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依法严惩凶手”。

　　案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伤员救治、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善后抚慰、取证等工作较为繁重。如何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从快严惩凶手，震慑犯罪？

　　最高检有关院领导、重大犯罪检察厅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珠海，广东省检察院主要领导带队驻珠海加强指导，珠海市检察院在案发后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及时与公安机关建立专案对接机制，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搜集、固定证据。三级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确保案件诉讼程序顺利推进。

　　记者了解到，案件办理面临不少难题。其中，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明确各被害人死因与该案的因果关系，就是难题之一。如果按照常规做法进行尸体解剖，一方面耗时较长，另一方面一些被害人家属也难以接受。“采用‘虚拟解剖’进行法医学鉴定”，是办案人员研讨出的方案。

　　“虚拟解剖不必在遗体上动刀，而是利用X光、CT等技术，解决非正常死亡尸体处理中的一些鉴定问题。”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解释道，这不仅可以保证遗体的完整性，还可以提高死因鉴定的准确率。

　　据了解，在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樊维秋虽认罪，但一直不悔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他还宣称“自己是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法治进步的正义之举”。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在带队指导案件办理过程中，要求专案组严格按照“阅卷‘阅人’‘阅现场’”亲历性要求，为及时全面查清案件起因、犯罪动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了基础。

　　深入查明樊维秋家庭关系、经济状况，提取涉案物证、书证及电子数据，广泛寻找目击证人，通过其婚姻状况、与女友的交往、贷款及日常消费记录等充分证明其犯罪动机；精心设计讯问提纲，揭示其扭曲心态与混乱逻辑，摧毁其虚妄的“正义感”，促使其认罪服法……从案内到案外，检察机关扎实做好每一个动作。

　　2024年12月27日，珠海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樊维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樊维秋当庭鞠躬谢罪，认罪悔罪。一审宣判后，樊维秋服判。1月20日，樊维秋被执行死刑。

　　记者了解到，最高检对多起重大恶性案件第一时间挂牌督办、派员指导，及时有力震慑犯罪；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恶性犯罪案件进行回溯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研究防治对策。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梁根林看来，面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触发公众安全焦虑的极端个案，司法机关依法从快从重惩处，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稳定公众安全预期，实现了个案办理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拐卖17名儿童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不久前上映的电影《浴火之路》《误杀3》，揭露了被拐卖儿童的堪忧处境。现实中的类似事件同样令人揪心，很多人对余华英在庭审中的凶狠眼神感到愤怒。1993年至1996年间，她伙同他人在贵州贵阳、遵义和重庆大足等地，拐带多名儿童至河北邯郸贩卖。

　　在审查案件时，贵阳市检察院检察官陈瑶发现，除公安机关移送的7起案件事实外，在案材料显示，还有胡某姐弟被拐一事尚未查清。

　　“我们从被害人陈述、涉案人员对余华英的辨认、DNA比对等方面提出补充侦查意见，最终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陈瑶告诉记者，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意见，认定余华英拐卖儿童8起11人，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

　　一审宣判后，余华英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余华英同案犯王某文在云南落网。余华英是否还涉及其他犯罪事实？“我们请贵州警方与云南警方取得联系，发现余华英在云南还涉嫌拐卖儿童的其他犯罪事实，于是建议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贵州省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二级高级检察官王东丽告诉记者。

　　据了解，检察机关派员到云南了解王某文落网后的侦查取证情况，针对王某文供述存在的不清晰问题，与公安机关共同会商，制定讯问方案，突破王某文的口供，为指控余华英在云南拐卖2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打下坚实基础；多次和公安机关进行案情分析，对被拐儿童数据库进行梳理，筛查出疑似被余华英拐卖的对象，并对线索开展侦查取证，查明余华英还伙同他人在贵州安顺拐卖4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最终，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拐卖17名儿童的犯罪事实全部被查实。

　　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法院以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余华英不服，再次提出上诉。在二审庭审中，贵州省检察院发表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被法院采纳。目前，该案正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核准。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王贞会认为，刑罚是国家法治的重要支撑，也是社会治理的必要方式。检察机关在办理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中依法追加起诉，不枉不纵，以有效的刑事政策和有力的司法履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500余条取证补证意见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日前，泰国政府宣布切断泰缅边境5个点位的电力、燃油供应及互联网连接，以打击相关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这是我国携手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又一有力举措。

　　一个多月前，中国检察机关起诉缅北明家犯罪集团的新闻，极大增强了社会各界对铲除电诈毒瘤的信心。在不少网友对此点赞之余，记者采访到了检察机关公正、依法办案的故事。

　　“在涉及明家犯罪集团案件中，仅查明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就超过1万件，犯罪事实盘根错节，证据审查认定难度大。”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办案检察官侯若英表示，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对该案挂牌督办，全程指导督导。

　　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根据最高检、浙江省检察院相关部署，成立专案组，依法及时介入，对侦查方向、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依法审查了1110本卷宗，近1.5万份书证、物证等证据材料，以及超过50TB的电子数据，提出500余条取证补证意见。

　　被问及如何构建指控犯罪的严密证据体系，温州市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徐大海表示：“我们提出建立‘两个索引’的引导侦查意见。其中，‘人员架构索引’帮助厘清涉案人员在集团中的定位，引导重点针对集团犯罪运作机制、电信网络诈骗和开设赌场犯罪流程的取证；‘证据索引’着重强化案件证据体系，确保所有案件事实均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链条。”

　　“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拐卖儿童犯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这些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是威胁高水平安全的‘毒瘤’。”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表示：“过去一年，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办案维护安全稳定、防范化解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这样的检察履职故事，镌刻于全国各地。”